1864年，一位教育督察官到洛泽尔省的山区巡察，他问一所乡村学校的孩子：“洛泽尔省在哪个国家？”没有一个孩子能够回答这个问题。“你们是英国人还是俄国人？”他又问道。孩子们还是回答不出。虽然这件事发生在法国偏远地区，但仍能说明法国人的自我身份意识是多么淡薄！所以必须建立起法兰西的国民意识！“法兰西万岁”不仅表示庄重的敬意，也是在积极地表明一种信仰：相信爱国主义，力赞爱国主义。
这种信仰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中产阶级传播的，因此有人说这一时期（1848-1945年）变得越来越现代的法国本质上是资产阶级的。但是资产阶级不止一种，资产阶级理想复杂多样，故不能简单地认为法国人的行为都是资产阶级行为，这种解释难以令人满意。[1]人们不应该绝对地认为法国人就是有着共同政治立场的一群人，因为人们一直认为欧洲分裂后的各国必然都是“民族国家”，所以很多纷争被掩盖了。实际上这一时期的法国人遭遇了各种形式的分裂、阻力、疑虑：爱国主义遭到抵制，革新与传统的冲突使不同派别各效其主，以及对“法国人的责任和义务是什么”“不同群体如何表达民族归属感”等问题的困惑，等等。面对这些困难和问题，法国人并未放弃奋斗和探索，始终为争取各群体的联合统一而努力。然而，法国人的理想和自我形象确实不够明确、清晰。
政治家是国家统一的主要设计师：若干次战争中，法国人甘愿为祖国献身（尽管程度不一），这一点似乎意味着政治家基本上是成功的。然而，法国的政治史也表明法国人绝不接受“共同的理想”，法国社会存在的深刻分歧也从未得到缓解。我认为，法国人不仅不清楚他们的共性是什么，而且不停地夸大他们之间的差异，其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追求多元化。[2]因此，人们需深入政治史领域的研究，探察这种多元化的深度和广度。国家的团结不仅是政治塑造的，也是学校教育成就的。人们需要切实深入地了解法国人的教育经历，才能发现他们到底承受了什么样的压力，在此基础上才能判定他们在多大程度上战胜了这些压力带来的挑战。在探讨了法国资产阶级之后，也有必要进一步分析法国这个国家。[3]
在政治上，法国是欧洲第一批“民族国家”之一，但长久以来，真切感受到民族团结与统一的只是国家的统治阶层，而非普通民众。在17世纪，拉布吕耶尔（La Bruyère）就公正地指出，民众服务国家只不过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或者是对荣耀的渴望，他们认为自己服务的是君主而不是社会。直到18世纪，人们才认识到法国是一个具有共同性格与利益诉求的国家，而此前人们的想法是：一切属于国王。也是在这一时期，法国人才开始使用“国民”这个字眼，意指拥有主权的人民，而非专制统治阶层。专制国家不能被称为“祖国”（patrie）——这个词在1789年法国大革命期间曾被当作政治宣传口号，与该词相关的“爱国者”（patriot）则是“贵族”的对立面。
孟德斯鸠曾经说，对祖国的热爱是共和派区别于其他党派的重要标志，因为对祖国的热爱就是对平等的热爱。伏尔泰在他的《哲学辞典》中也曾阐明，贫苦大众可以没有祖国，哲学家也可以没有祖国，因为后者热爱全人类。同样，蒙田也曾说普天大众皆同胞。旧制度也没能培养国民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归属感。杜尔哥告诉路易十六，普通村民根本不懂自己与国家的关系。他说：“很少有人告诉他们应尽的家庭责任是什么，更没有人告诉他们对国家的责任是什么。村民根本不懂维系他们与国家之间的纽带到底是什么，他们以为通过征税来维持秩序就是国家权力的体现。面对征税这一强大的法律手段，他们没有能力抵抗，只能尽量逃避。由于不存在共同的、已知的、可见的利益，也就不存在公共精神。”1787年，马恩河畔沙隆学院举办了一次写作竞赛，主题为“创造并鼓励君主制下爱国精神的最佳方式”。获奖作品是这样写的：只有在君主为民众谋求幸福、使所有民众都满意的情况下，爱国主义才会成为可能。法国大革命爆发后，人们发现获得幸福的方式多种多样，并不是只有通过国家团结这一种途径。改革请愿书中只有35%的人要求以国家改革的方式应对民众对法国现状的不满；30%的人希望教会抗衡君主制，用教区抗衡集权政府；另有34%的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支持扩大中央集权，但更希望实行联邦制，并希望保留地方特权。[4]总的来说，只有那些巴黎周围的老省份认同自己的法国身份，边远地区省份则要求保留旧有特权，纳瓦尔地区甚至拒绝参加三级会议，理由是它认为自己是独立之地。在不同阶层和地区的人们以英雄自杀式的悲壮方式放弃诸多特权，并接受了众生平等的观念后，国家的统一和团结才得以实现，这已是1789年的事了。但仍有些人拒绝接受这种新秩序：首先反对的是吉伦特派，其次是流亡的保皇党人，后者甚至与其他欧洲国家同流合污，与法兰西革命军作战。正是在革命军中，爱国主义接受了洗礼。很长一段时间内，爱国主义意味着“好战尚武”“自由主义”，还意味着“臣民摆脱暴君统治获得解放”，因而它既有党派性又有民族性[5]，也因此出现了一种矛盾：“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既可以分裂法国人，也可以给予他们共同的归属感。
民族主义不仅是一种理想，也是一种现实，将二者区分开很重要。民族主义作为理想意味着人们如何将法国理想化并视其为崇拜对象，民族主义作为现实则意味着人们如何在现实生活中看待它、对待它，一定要将二者区分开。在日常生活和战争危机中，法国人对国家的看法和态度可能极为不同。法国应该是什么样的？针对这一问题，理想主义者提出过很多理论，而这些理论经过不断重复，有时被误认作事实。对此，我们有必要弄清楚人们谈的到底是什么，是理想还是现实。
关于法国，第一种也是最有影响力的一种理论是：它代表着“文明”。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法国人意味着有教养，意味着接受大受尊崇的巴黎人的思维模式、行为模式以及表达模式。在某种程度上，接受文明就意味着接受文化的同一性与集中性。按照这个定义，做一个法国人不仅意味着生在法国，或者仅仅做一个农民，它包括坚持一整套价值观，作为回报，国家也会对采纳这套价值观的人给予奖励，人们有望从中获益。“文明”（civilisation）（正如“国家”一样）是一个新词，1766年首次被使用，直到1798年（即“民族主义”一词首次在法国被使用的那一年）才被收录进法兰西学院出版的词典中。当然，这个概念本身要古老得多，以前使用的词是civility，意思是“优雅，彬彬有礼，拒绝野蛮与粗俗，渴望正义、秩序、教育”。[6]但是在19世纪初，“文明”仍然是一个有争议的概念。[7]一方面，保守者反对它，因为文明似乎暗示着变革，蒙洛西耶（Montlosier）将其等同于人权。在1822年的一项叛国罪审判中，公诉人宣称，正如人类会因过度肥胖而死亡一样，社会也会因过度文明而消亡。另一方面，傅立叶认为人类的终极命运并非文明，而是他设计的乌托邦。1832年，文明协会创建；1852年，拉马丁将其创办的杂志命名为《文明人》（Le Civilisateur）。这些观点由于一个现象而变得更加复杂了。这一现象就是，浪漫主义者认为被卢梭称为“高贵的野蛮人”的那些人，即那些心地纯洁的穷苦大众，一定会给衰落的文明带来新生。“文明”这一概念所隐含的基本思想是“运动”和“发展”。基佐就是传播这种思想的人，他提出的理论称法国是这场运动的领导者。“可以实事求是地说，”他在索邦大学讲授“欧洲文明史”（1828年）时称：“法国一直是欧洲文明的中心，是欧洲文明的发源地。”但他坦言：“如果说它在任何领域都走在各国前列，那是言过其实的。”他还指出，在不同时期，或是意大利引领了世界艺术发展，或是英国引领了世界政治制度形成，而法国拥有某些独一无二的特质：发源于其他国家的文明思想与制度，无论何时，若想移植他乡、开花结果、普天通用，并且代表欧洲文明的共同利益，就不得不以某种方式在法国先行发展。这些文明思想及制度就是从法国发起并征服欧洲的。对这些思想和制度来说，法国如同它们的第二故乡——一个土地更加肥沃、资源更加富饶的祖国。几乎没有一种伟大的文明思想和文明法则不是首先经由法国传播出去的。基佐把“文明”定义为生活范畴的拓展与生活质量的提高，这一点可以通过改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提高个人的智力与道德水平来实现。文明意味着社会组织自身与行为方式的进步，它要求人与人之间越来越公平的商品分配与思想启蒙，但只有当所有构成要素都齐备时，它才会产生。任何一个要素都不应以牺牲其他要素为代价。文明意味着个人与社会的快速完善。因此，这是一个全新的、前所未有的事物，因为古代世界从来没有成功地做到这一切，而只是在某个特定领域达到很高的水平。基佐看到了文明与国家代议制政府之间的重要联系：中央集权国家的发展使各阶层的人都可能享受文明带来的好处，采纳自由制度意味着所有阶层都可以参与决定文明的走向。文明涉及宗教的改变，因而它是道德观念、人道观念，也是艺术观念。法国之所以在欧洲文明中处于领先地位，是因为它善于社交、赞同慷慨的想法、拥有清晰的语言，这些特质使它最清楚自己的目标，也最善于向他人阐释这些目标。[8]因此，一个人可以通过教化成为更好的人——接受更好的教育、更有礼貌、具有更强的理解力，而这样的国家也更适于居住——拥有更多的正义、自由与繁荣。但实现文明不仅仅是享受文明带来的好处，还包括传播信仰和帮助同行者。文明意味着一套完整的社会、经济和政治规划，要实现这个规划就必须与志同道合的民众合作，也要反对那些贴有“蒙昧主义者”和“反动分子”标签的人。文明不仅属于平等主义者，也属于精英主义者；它既属于全体人民，也属于民族主义者。这种矛盾始终是法国爱国主义理想中不变的特征。
在这个时期的不同阶段，文明的不同方面受到了不同程度的重视。因此，在法兰西第二帝国时期，拿破仑三世把技术进步、农业现代化或通信进步的每个成功案例都视为文明的胜利，而法国的每一次政治运动都证明了自己作为“文明的前哨和第一战士”的地位。像弗约（Veuillot）这样的天主教教徒就抱怨说，这是对法国使命过于唯物的解释。1864年，教皇对整个“现代文明”大加谴责，但是天主教教徒乐于支持法国的殖民扩张，以及以文明之名对其新臣民进行的改变与西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坚信法国人的价值观是至高无上的，因而应当被广为传播，甚至连最具自由意志的思想家也深以为然。共和党人埃德加·基内（Edgar Quinet）指出，其他国家确实在某个领域取得了无可比拟的成就——意大利在艺术领域、德国在科学与宗教领域、英国在工业领域、美国在自由思想领域，但它们的成就都不全面，唯有法国具备“文明的本能，有主动实现现代社会进步的需要……正是这种无私而迫切的需要……使法国人团结起来，在历史长河中留下光辉业绩，使法国有了灵魂。这种文明的力量、施加外部影响的欲望是法国的精粹，是它的艺术、它的天赋、它的快乐”[9]。对于“文明”的这种夸大其词、模糊不清、多种多样的解释，许多法国人完全无法接受。务实精明、通晓世事的资产阶级有个代言人——阿道夫·梯也尔，他视文明为“从沙漠到城市，从残暴到温和，从无知到有知”的变化，但他最后给出的结论是：文明的基础是私有财产，“没有私有财产就没有文明”。在“文明”这件事上人们无须慷慨付出或做出牺牲，更不需要维护国家利益。梯也尔坚持认为，国家利益应该由军事力量来捍卫，正如旧制度下波旁王朝的国王所为。旧君主制时期的高远理想甚至征服欲等换上了新装，仍在法国大革命中留存下来。法国代表着文明的哪个方面，或者说法国的哪个方面在某个特定时期被大肆吹嘘，从来没有人真正弄懂过。文明，从某种程度上，是鼓吹和平的政治口号。[10]
另外一种传统观念认为，法国人之所以为法国人是因其种族的原因。以往，这种观点流传的范围比现在普遍认为的更广、时间更长。过去，人们认为现在的法国人是法兰克人的后裔，而法兰克人又源自特洛伊。直到18世纪，学校的必修课仍然要求学生背诵自特洛伊国王普里阿摩斯以来的族谱。那时的政治形势使这一传统观念更加复杂。资产阶级开始将其世系追溯到高卢-罗马城市，并声称自己继承了它们的自由及特权。布兰维里耶（Boulainvilliers，1658-1722）将这一观点发展为一种理论，即法国贵族是法兰克人，而第三阶层是高卢人。[11]这种观点深受欢迎，因为许多人将法国大革命视为高卢人反抗法兰克征服者的种族胜利，西哀士（Siéyès）就是其一。[12]在18世纪，高贵的法兰克人声称他们自己是日耳曼森林自由的代表，反对君主专制，到了19世纪，却是高卢人在宣扬民主和自由。拿破仑认为自己既是罗马恺撒大帝的继承人，也是德国查理曼大帝的继承人，他把高卢人和罗马人割裂开，把法国人性格上的缺陷归咎于高卢人，而奥古斯丁·梯叶里（Augustin Thierry）终其一生致力于支持第三阶层的高卢人，其兄弟阿梅德·梯叶里（Amédée Thierry）著有《高卢人历史》（History of the Gauls，1828年），该书截至1881年再版了10次。这件事因发现凯尔特人或昆里斯人（Kymris）（即布列塔尼人）而变得更为复杂，这个民族受罗马的影响较小，是更加纯粹的法国人，并因其天生具有许多高尚的品质而备受称赞。
科学家们一致支持历史学家的观点，宣称这些种族差异在现存法国人的头骨形状上仍然清晰可辨；此外，颅相学还赋予每个种族以道德特征。[13]19世纪60年代起，在新教医生保尔·布罗卡（Paul Broca，1824-1880）的奉献精神的感召下，体质人类学发展成为热门而活跃的学科。保尔·布罗卡于1859年创立了人类学协会，该协会最初会员全部为医生。布罗卡于1867年被任命为巴黎医学院教授，后来成为共和国议员。最初，因为担心其唯物主义学说可能造成危害，警察一直在监视他，直到19世纪70年代，他的工作最终获得了巴黎市政委员会和国家的资助。布罗卡发明了大量用于测量人，尤其是测量人头骨的仪器，他和他的学生们从中得出了不同的结论。[14]于是，关于法国究竟有多少个种族的争论越发复杂。布罗卡研究了应征入伍者的身高，发现布列塔尼、中部山区以及阿尔卑斯山脉的居民比其他地方的居民矮8%～17%。而对比他所在医院的医生和男护士的头围时，他发现前者的头要大得多。这一发现引发了人们对头骨大小的兴趣，此后研究者测量的头骨越来越多。一位头盖骨学家居然在一个头盖骨上进行了5 000次测量。有时候，人们认为头大更好，于是奥弗涅人被置于文明的顶端，科西嘉人则不得不被降至同因纽特人一样的次等地位。但是随后，“额头突出是文明的标志”这一理论又使科西嘉人成为世界之最。军医科利尼翁解释说，法国的阶级斗争是一场种族战争，对立的双方是窄头的“长头人”与圆头的“短头人”，前者最近才来到法国，代表着创新和冒险，后者则是保守的农民。科利尼翁预言后者会胜利。他测量了16 000个人的头颅指数，并绘制了区域分布图。19世纪80年代，托皮纳德（Tropinard）教授在大批志趣相投的医生的协助下，研究了20万法国人的肤色，结果显示：法国有22个省的大部分居民肤色较浅，22个省的人肤色较深，其余省份的人是混合肤色。根据这些研究及其他探究，德尼凯（Deniker）将法国人分为6个不同的种族。1935年，蒙唐东（Montandon）用地图的形式归纳了此前所有的研究发现，这张地图将法国分为3个大种族和7个小种族。各种研究得出的复杂图式表明，人们不可能简单地将高卢人的特质进行概括性总结。[15]无论如何，科学最终证实了许多人的观点，即法国并不是单一种族的国家。
但争议并未平息。理论家们争论的是应该如何将这些全然不同的要素整合起来，各方都在运用达尔文的进化论支撑自相矛盾的论点。卡巴尼斯博士（Dr.Cabanis）认为种族融合会促进种族优化。紧随其后，戈比诺伯爵（Gobineau，1816-1882）却提出种族混杂正在摧毁法国文明，其这一论点的论据是，尽管最初它创造出了更高品质的种族，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劣等种族的特点会越来越多地显现出来，优等种族的特点进而会消失殆尽。这就是戈比诺伯爵对文明兴衰的解释。[16]
这些极端的种族理论在犯罪人类学中也可见端倪。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犯罪人类学认为罪犯是独特的种群，他们长着长长的下巴、扁平的鼻子、稀疏的胡须，还有其他一些被认为是“野蛮回归”的特征，极易辨认。人们发现著名杀人犯瓦榭（Vacher）的头骨形状与甘必大的一模一样，但这并不足以使人质疑前述观点。1915年，埃德加·贝伦博士（Dr.Edgar Berillon）适时地“发现”，德国人的肠子比其他人的都要长约2.75米，他们还容易患多尿症（过度排便）和溴化病（体臭）。贝伦据此能够识别德国间谍和伪装成阿尔萨斯人的德国人。[17]这种把种族推向极端的观点今天看来极其荒谬可笑，但当时有很长一段时间，它们都被视作博学、科学的观点。泰纳（Taine）曾认为种族是人类行为背后的三个决定性因素之一，在此基础上他将不同民族的特点加以区分，他的作品是所有学校的标准教科书。正是基于这些受人尊敬的权威和所有这类科学研究，20世纪的民族主义运动建立了自己的理论，即必须把外国人排除在法国之外，以“保持法国种族的纯洁性”。
这项研究也契合一种同样强有力的传统观念，即种族对于塑造法兰西民族没有发挥任何作用。如果法国完全信奉种族主义，那它可能会放弃其边界附近的诸多地区，也许还会允许其全部独立。阿尔萨斯和洛林在普法战争后被割让，从法国手里丢失，萨瓦并入法国，这些史实证明：法国不是一个信奉种族主义的国度。这里有必要强调一下欧内斯特·勒南（Ernest Renan）提出的另外一种理论，1882年，勒南在索邦大学的一次演讲（后来被大肆传播和再版）中提出了“什么是国家”这一问题。他宣称，种族不再是国家构成的充分基础：法国人是“凯尔特人、伊比利亚人和日耳曼人”，德国人是“日耳曼人、凯尔特人和斯拉夫人”。种族问题是历史学家研究的一个有趣的课题，但其在政治中不可能占有一席之地。在任何情况下它都有不同的含义，这一点取决于是从人类学的角度还是从语言学的角度去研究。血统和外貌都不足以描述一个人，因为人本质上是理性和道德的存在。语言也不能表明国籍，因为英国人和美国人说同一种语言，瑞士的情况也同样表明共同的语言对一个国家来说并不是绝对必要的。很明显，勒南的论点不是从第一种观点出发，而是从19世纪的实际情况出发。同许多历史学家的理论一样，勒南的理论是为了证明现状即合理。随后他又提出，当今，宗教完全是个人问题，因此它不能建立国家，也不能建立利益共同体：联盟是商业层面而不是国家层面的安排。最后他总结说：“国家就是一种精神，是一种精神法则，它建立在国民共同拥有丰富的历史遗产、对现在的认同、渴望共同生活并愿意使其遗产继续发扬光大的基础之上。”这后来成为一个著名的论断：国家不是一时兴起就能建立起来的，它是“长期努力、牺牲和奉献的结果”。因此，国家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其成员拥有共同意愿，他们日复一日地用“无声的全民公决”重复着这一意愿。国家意味着其成员共同完成伟大的事业，并愿意共同实现更多伟业。国家代表着“伟大的团结，这种团结是由共同做出牺牲所产生的感情以及愿意付出更大的牺牲凝聚而成的”。有关国家边界的问题，征询人民的意愿就能轻松解决。[18]
然而，勒南的原则很少被人完全接受，甚至包括他自己。尽管尼斯和萨瓦两地全民公投决定并入法国，但勒南以相当矛盾的方式反对并入。他宣称，合并将带来更多的不便，而非优势，他还担心尼斯和萨瓦是宗教地区和保守地区。同样，尽管米什莱（Michelet）有民主的直觉，但他对自己的想法也不确定，他声称：“法国并不像德国那样是由单一种族构成的国家，法国是一个多种族的混合体，其国民的自豪感是从其自主加入法国的意愿中获得的。”但他又坚持认为“绝大多数法国人是凯尔特人”，“语言是民族的主要标志”。[19]1895年，埃米勒·奥利维耶（Émile Ollivier）写过一本非常有趣的有关“民族的原则”的书，他也认为任何群体（无论人数多少、什么种族）都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建立独立国家。尽管奥利维耶预测德国和意大利若统一将会形成一个欧洲联盟，但他并不认为一个国家一定要体量很大。他说，种族观念“野蛮而落后”。他认为文明就是摧毁原始部族，并按自由意志形成契约群体，这种契约群体远比偶然产生的群体牢固得多。1870年，奥利维耶却对普鲁士宣战，理由是整个国家需要战争，这暗示着外邻中断了法国的民族自决，损伤了法国的“尊严与荣誉”。[20]并非所有相信国家是建立在人民意志上的人都认同，建立新国家只需要举行一次公民投票。蒲鲁东不喜欢庞大的国家，他想把欧洲列强分成60个不同的小国家。
民族主义者通常也是帝国主义者，因而他们既相信法国种族优越，又愿意接纳被征服民族投入法国的怀抱，于是他们面对该如何调和二者之间关系的难题。关于法国人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摆脱种族偏见这一问题存在争议，有人称法国殖民化的标志是他们随时准备同化其他肤色的人。我将在适当时候证明这只是表面现象。[21]1963年，法国对种族偏见进行了第一次科学调查，其中一个样本主要来自自由职业者，它表明这些人种族歧视观念非常严重，他们经常侮辱、拒绝接触甚至使用暴力手段对待其他种族的人。有趣的是，调查显示，农民的种族意识观念最淡薄，尤其是那些与外国人几乎没有接触的地区的农民。直到占领期，洛特省和利雷兹省才有了“犹太人”这个词的土话，也是直到那时，那里的农民才意识到犹太人的存在。[22]1914-1918年的“一战”结束后，不少法国人否认德国人有权创建自己的国家，他们故意曲解自己的理论，以证明在莱茵建立军事缓冲区合情合理。[23]法国的国籍法从来没有承认过任何人都可以选择成为法国人，尽管如此，当法国人口数量相对于其他大国大幅减少时，入籍法国还是变得更容易了，并且允许外国人自由进入法国。然而，这些新增的融合了多种族的外来人口激起了法国人对这些“放进来的人”的抗议，因其破坏了法国“较为纯正的血统”。
我们无从知晓恺撒大帝和查理曼大帝统治时期法国的种族构成情况，到了现代，其显著特点是大量外国人定居于此（见表1-1），尽管法国在这一点上显然无法与美国相比，但在接纳新移民方面，法国遇到了一些与美国相同的问题。
表1-1 外国居民的人数统计数据
然而，表1-1并不能准确反映迁入法国的外国人总数，因为该数据不包括已入籍的移民，而后者的数据上升迅速（见表1-2）。
表1-2 入籍法国的移民人数
1889-1927年有133万外国人入籍，1927-1940年又有96.7万外国人入籍。因此，据估计，1940年，除了260万未入籍的外国人，还需再加上175万已入籍的法国人。除此之外，许多法国人是异族婚姻所生子女。1888年（第一批相关数据编撰之时），大约有8 000个异族通婚家庭；20世纪20年代，每年大约有17 000个。最初，进入法国的外国人大多来自边境地区，主要是比利时人[24]、意大利人[25]、德国人[26]、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战后，大量波兰人涌入法国——法国的统计数字是41.2万人，而波兰的统计数字是法国的两倍。[27]另有50万俄罗斯人、50万西班牙人和3万犹太政治难民逃到法国，其中有多少人最终定居下来目前尚不清楚，但很可能有三分之一的犹太人留了下来，大多数西班牙人回国了，其中只有16.5万人到1951年仍留在法国。[28]那些留下来的人究竟花了多长时间认同自己法国人的身份并被他人认同，到现在尚未有人做过调查。俄罗斯人长期以来形成了自己完整的独立社群，他们有自己的大教堂，仅在巴黎大区就一度拥有多达40座不同的教堂。他们发行62种报纸和评论，那些早已成为出租车司机的王公贵族（及其他人）人数众多，他们创办了俄文版报纸《俄罗斯司机报》（Le Chauffeur russe）、一份评论《开车》（Au volant），还有图书馆、车库和食堂。帕西几乎变成了俄罗斯小镇。弗拉基米尔大公（Grand Duke Vladimir）的冒牌者曾于1921-1944年住在布列塔尼。但许多俄罗斯人在不同程度上已经被同化，尤其是他们进入法国政府部门工作后。例如，高尔基的养子齐诺维·佩奇科夫（Zinovy Pechkoff）成为准将，在战争学院任教授的米歇尔·加德尔（Michel Garder）成为法国一流的战略家，谢尔盖·里法（Serge Lifar）重塑了芭蕾艺术，凯塞尔（Kessel）与特罗亚（Troyat）两位作家甚至入选了法兰西学院，谋杀拉斯普京（Rasputin）的凶手之一尤苏波夫亲王（Prince Youssoupoff）成了时装设计师。[29]
有人认为，法国之所以能够吸引如此多样化的居民，不单单指外国人，还包括各种各样极端类型的人，是因为“法国人”的定义之一就是要体现法国文化，这就意味着法国农民和外来移民一样，必须被塑造成法国人，尤其是要通过学校和军队向他们灌输传统价值观——这也是创建一个国家的基本方式。因此，实行义务、免费、世俗的教育是传播爱国思想的一个重要步骤，这就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激发这种情感。在有关教育的章节，我们将看到，公民义务与道德义务的教育如何成为学校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向孩子们宣扬并期望他们热爱祖国如同热爱自己的母亲一样。学校还要告诉他们，他们亏欠祖国太多，因此，为了报效祖国，他们做出再大的牺牲都不为过。这样一来，习得法国文化首先意味着掌握其语言，因为人们相信语言是行为艺术与思维艺术的关键。关于人们对法语的期望有多高，约瑟夫·德迈斯特（Joseph de Maistre）的阐述无人能及。当然，他本人是萨瓦人，因此法国是他自由选择的理想。他说，法国也许没有能够以武力统治世界，但它享有“另一种更值得尊敬的舆论上的统治地位……而要实现这一点，法国必须拥有占统领地位的语言……甚至在各种经典作品还没有让法语名声大噪之前，它就被欧洲人公认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人们热爱说法语，认为说法语是一种荣耀。所谓说话的艺术，就是法国人的才能，法国人就是靠说话的艺术来征服他人。有人说，只有当天才作家掌握了某种思想并清晰地表达出来时，这种思想才能被世界广泛接受……这大概就是法国影响力的来源：法国的优秀作家比其他国家的作家更善于表达，他们的思想在整个欧洲传播得比别国作家在本省内传播得都要快，正是这种才能、这种特质、这种非凡的天赋，让法国人成为名气的传播者……比民族自豪感更加隐晦、更加强烈的自爱证实了上述现象的存在：全世界的名人们毫不掩饰他们想赢得法国人赞许的野心，因为他们不得不承认，倘若巴黎不让他们出名，他们注定在当地也赢不了好名声……英国文学蜚声世界应归功于法国人：若非法国人喜欢上了其竞争对手英国人的文学作品，英国文学仍然鲜为人知……也许，任何事情，倘若没有法国人的诠释，欧洲人将永远无法正确领悟”[30]。
然而，人们并不应该认为对语言感兴趣的人仅限于追逐名声的作家。法国的情况很特殊：很久以前，能够按照宫廷、学院、大学或巴黎所规定的标准进行优美流畅的口头和书面表达，就已成为各阶层地位显赫的标志。法语之所以拥有如此高的威望，首先是因它帮人们摆脱了孤立状态，使他们不再依赖家乡的方言土语，能够平等地与人交往，能够参与最友善的、最有修养的艺术和社交。直到今天，人们仍然可以看到，未受过教育的工人最后悔的事就是他们没有掌握法语这门语言，因为他们认为法语是社会交往的通行证，是充分获得平等权利的手段。[31]这种对待语言的态度在其他国家可能也存在，但是没有任何一种语言比法语更能体现其民族天赋。1941年，当保罗·瓦雷里（Paul Valéry）被问及法国代表着什么时，他回答道：“要想检验人们是否愿意欣赏本国人民的精神生活及其演变过程，首先要研究它的语言，语言是一个国家的第一颗智慧之果”[32]，其文学与哲学“不过是利用了这种语言的某些属性而已”。索绪尔（Saussure）指出，“人们普遍认为语言反映一个民族的心理特征”，其实连最基本的语言学研究都不支持这一点。[33]尽管如此，人们仍然持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迷信的观点：会说法语意味着能够清晰表达法国所崇尚的价值观。1783年，里瓦罗尔伯爵（Rivarol）曾经在他的文章中说“任何模糊的表达都不会是法语”，该文使他赢得了柏林学院的比赛。他在文中还提出了以下问题：法语为何能成为通用语言？为何能够获得如此高的地位？这种情况能否持续？[34]法语一直是外交语言，直到1919年巴黎和会时，英语才与其平起平坐。在外交声明中，法语被应用得越来越少，1945年，这一情形越发明显，当时，和平条约是用英语和俄语起草的，法国提出抗议后才增加了法语版。当联合国计划将英语、西班牙语和俄语作为其三种工作语言时，法语再次强行加入成为第四种工作语言。[35]在启蒙时代，大多数受过教育的人都会讲法语，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民主的出现反而表明法语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少数人的语言。如果认为在这一时期结束之前作为国际语言的法语一直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那就错了。在外交方面可能如此，但在其他领域，尤其是在商业、工业和欧洲以外的领域，法语的竞争对手英语往往更为通用。早在1859年，法国一位评论家就曾说：“在我们这一代，法语的统治地位正逐渐被英语取代。”[36]
然而，也有人认为，若要表达清楚，非法语莫属，法语应该能表现出法国人逻辑性强这一优秀特质。“逻辑支配着我们的言语，”朱尔·西蒙（Jules Simon）写道，“甚至影响着我们每个时代的面貌……当一个人说法语时，他不可能不讲道理或含糊其词。如果他说话毫无逻辑，立刻就表明他说的不是法语。”法语本应反映所有法国人从笛卡儿那里继承的理智与清晰的头脑。[37]这种观点正如我们即将看到的[38]，本身就代表某种极度的思维混乱。正如丹麦语言学家奥托·叶斯柏森（Otto Jespersen）指出的，无论根据哪种专业性测试，法语都不是逻辑性特别强的语言——中文和英文更具逻辑性。[39]但法国人强调的是，法语中的词序由严格的语法规则而定，德语的词序则是首先考虑词语的重要性，其次才是其含义。法语中的从句必须用明确的连词来引入，不像英语那样有更大的自由度（这导致在英语中短语之间的关系界定得没有那么清楚）。据说讲法语不可能陷入讲德语时常出现的“话痨”状态。这意味着法语的规则更加明确，意味着理性、品味和艺术打败了混乱，取得了胜利。这些规则鼓励人们以某种方式对其想法进行排序，按照一种固定的模式对其进行分类，并以适当的抽象概念加以呈现。然而，倘若据此得出结论说其他语言缺乏法语的抽象性，则未免过于唐突。对很多人来说，形式至关重要，一个人的表达方式与其讲话内容几乎同等重要。人们钦佩政治家，不仅因其有原则，也因其善于雄辩。少数说话好听的第二梯队的人物之所以能够坐到国家的最高位置，主要原因是他们能够适时运用合适的典故、把握说话的节奏。1914年成为法国总理的维维安尼曾在法国喜剧学院学习演讲艺术，他经常花大量时间像练习唱歌一样练习国会演讲。如果一个人能够按照传统方式对材料进行有序的分类，即使只是运用旧规则，也被认为是智力超群的表现。因此，追求迂腐的形式而不是效率往往成为初级雇员以及越来越多职员追求的目标，因为他们错把形式当成本质。
有些成长于讲方言家庭的人全靠个人努力掌握了法语，对他们来说，法语的确不仅仅是一种表达方式。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曾这样回忆他的祖父阿尔萨斯人查尔斯·施韦策（Charles Schweitzer）：“因为他学法语时曾遇到困难，不能运用自如，在70岁高龄时仍然觉得法语非常神奇。他常常玩味法语，他喜欢那些字句，喜欢说那些话，对于我说的任何一个法语词，他的评价都丝毫不留情面。”祖孙二人经常以诗的形式通信，“一种新的纽带把他们联系在一起，他们就像印第安人或蒙马特的皮条客一样，使用一种妇女禁用的语言交谈”。萨特证明了这一切对其行为的影响：通过语言，他发现了世界，所以“很长一段时间，我误以为语言就是世界。所谓存在，就是在这个无限的词汇表的某处添加了一个注册商标”。观察世界并不意味着研究世界，而是“捕捉生活在词语陷阱里的生物”，给它们强加上名字，最重要的是享受词语带来的乐趣。[40]在政治上，这种态度势必会造成一种可能性及后果，即混淆言语与行动，认为发表一篇关于局势的精彩演讲、用一篇优美的散文对其做出准确的定义，就妥善处理了局面。
然而，并不是所有法国人都能说一口流利的法语，或者精通法语文法。语言学家指出，几乎每个村落使用的语言都有自己独特的风格、词汇和发音。[41]长久以来，法语的发音一直非常多样。20世纪30年代，说cinq francs（5法郎）被视为庸俗，有名望的人不会这样说。19世纪末，人们常常把sept francs（7法郎）说成sè francs（7法郎），而后者只是在拼写时和c’est franc（这是法郎）有所不同。民众一方面强烈反对形式规则导致的语义上的含混不清，另一方面又制造了不少规则所禁止的语义上的自相矛盾。世纪之交时，受教育程度最高的精英之间甚至还没有建立起统一的言语体系，因此很难为他人树立典范。一位德国语言学家将巴黎诸多著名作家的言语用语音记录下来，结果惊奇地发现他们的发音存在巨大差异。[42]大多数法国人发r音时很独特，这种现象出现得不久，这似乎是法国人最具个人风格的发音。r音过去是完全的卷舌音（舌尖的位置与发l音的位置一样，但舌头与声带都要振动），而巴黎的r音（舌背抵上颚）的发音方法仅出现在18世纪，是一种城市现象。同一时间的马赛也开始单独采用这种发音方法。于是，1850年在图卢兹表演的一场滑稽歌舞剧中，扮演马赛人的演员使用的喉音r就暴露了他的出生地。19世纪，通过女性和教育的共同影响，这种发音传到了其他城镇和法国北部，但未被广泛使用，很可能是地方主义运动起到了阻碍作用。这段时间，声乐教授们继续教学生发卷舌的r音，所以巴黎出生和成长的伊迪丝·琵雅芙（Edith Piaf）唱歌时的发音与生活在卡尔卡松的人一样。直到19世纪90年代，大多数法国人仍然使用卷舌的r音。同样，两个毗邻的辅音全发出来是这个时期的新现象，原因主要有三：一是教师的助力，他们喜欢用清晰的发音帮助学生提高听写能力；二是法兰西第二帝国的假行家们喜欢效仿当时意大利流行歌手的发音方式；三是因为电台播音员，正如一位艺人所说，播音员甚至给attendre加了三个ts——这又是一种主要在北方兴起的发音形式。[43]
如果法语是一种完全合乎逻辑的语言，那么其拼写就应该适应发音的变化。法语经历了快速演变，因此发音和拼写之间的差异相当大，但法兰西学院一直对拼写顺应时代变化一事持抵触态度。在埃米尔·法盖（Émile Faguet）的影响下，法兰西学院曾同意用s替代复数词尾的x，恢复中世纪时人们喜欢的简单方式，后来却不了了之。法语的拼写至今仍然既老套又复杂，究其原因有二：其一，文艺复兴时期迂腐的修辞学家引入了依附性字母来满足人造词源的需要；其二，法律官僚为了使其精美的文字看起来更漂亮，增加了双写字母，以及许多h和y，像honneur和honorer这样不合逻辑的词仍然存在。对于automobile（汽车）一词应该是阳性还是阴性，人们莫衷一是，法兰西学院发现这种争论几乎完全不合逻辑——法语中的性当然不合情理，中性词已经不合逻辑地自生自灭了。当时行政法院要颁布一项法令，规定当需要用到automobile这个词时，应倾向于把它当作阳性词，最初人们也是这么用的，但法兰西学院断定这是一种voiture（车），因而应该是阴性词，后来人们也就逐渐接受了automobile是阴性词。
法兰西学院修订词典的速度很慢且抵制变革，但我们不应该只是从表面上评价他们的这些做法。在18世纪的法国，人们普遍接受新发明的词。直到19世纪，法兰西学院才开始对新词采取慎重的态度，于是才出现了这样一幕：评论家抱怨法兰西学院1835年的新版词典删掉了约三分之一的口语词。利特尔（Littré）的词典（1863-1872）保持了近百年的权威地位，他给自己制定的目标是记录“当代”语言。利特尔对法兰西学院词汇库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容，不仅增加了技术术语，还增加了日常词语，其中包括方言（尤其是诺曼底方言）。利特尔解释说，“当代”是指自17世纪初以来的法国，他还增添了被法兰西学院的词典删掉的旧词，他的例句主要摘自1830年以前的作家的作品。在路易十六时期，达朗贝尔（d’Alembert）反对以词典的方式规范法律，但现在的某些词典被认定具有权威性。[44]然而，语言仍在不断变化。这一时期的黑话和方言都留存了下来，并得到了积极的发展。今天，原有的语言风格甚至语法规则都被打破，这一方面是由于此起彼伏的文学运动导致古典抽象观念长期以来一直受到挑战（尽管它仍然拥有某种根深蒂固的地位）；另一方面是记者、科学家和旅行者引入的话语模式，虽然这些话语模式受到文学界的排斥，但依然广为流传。英语已经深入渗透到法语中，哲学家则会大量借用德语，尽管所有传统观念都抵触这样做，但人们已经完全接受某种程度的语言模糊。1937年，法国著名语言学家费迪南德·布鲁诺（Ferdinand Brunot）在保罗·瓦雷里等政要的协助下，成立了法语办公室，目的是“防止个人随意命名新事物，特别是在这个热衷于卖弄学问和装腔作势的社会”。法语办公室宣称：“由于某些实业家、工程师、商人和记者的盲改、乱用”，法语“在经历一场荒唐的嘉年华”。当然，这个机构没有起到实质性作用。古体并不是这一时期法语的特点，法语在不断变化。因而，认为法语表达了法国民族主义的观点要么太天真，要么太复杂而根本不实用。[45]
文明的规则、种族的纽带以及表达这些内容的法语被认定为使法国民众成为具有民族意识的法国人的主要因素。“民族主义”作为法国的一种信条，远不止于此。矛盾的是，民族主义却是法国人之间产生分歧的根源，因为它是传播截然不同的政治观念的工具。因此，一方面，“民族主义”最初等同于“自由主义”或“革命”——它是解放受压迫人民的雅各宾派的信条。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领导人，从甘必大到克里孟梭，都宣称自己是这一传统的继承者，而保守派则群起反之。另一方面，世纪之交时，民族主义逐渐演变为一种反动学说，它反对法国人生活发展的方式：巴雷斯（Barrès）认为反犹主义运动是一种力量，凭借这种力量，法国人可以重新团结起来，摈弃他所定义的颓废情绪；莫拉斯（Maurras）表示焦虑，他认为他这一代人不应该成为“法国的最后一代”。于是，形形色色的民族主义在法国人中诱发了强烈的敌意，因为民族主义通常只是强调国家价值观的一个方面。爱国者联盟受到人权联盟的猛烈攻击。然而，这两派均仅涉及小众的少数民族群体。[46]那种无须任何理由、无须任何立场即存在的民族群体才是民族主义中最重要的派别。米什莱将“民族主义”定义为一种新的宗教，实际上这就是学校所宣扬的，鼓励孩子们“以独一无二的、令人嫉妒的情感”热爱法国。[47]戴高乐将军解释说，自己的民族主义本质上是感性的，基于本能，上帝的旨意是法国享有卓越而非凡的命运。法国只有身处世界一流的行列，才能彰显自己，不“伟大”毋宁亡，倘若沦为平庸，就是“荒谬的反常现象”，那一定是因为个人错误，而不是因为“祖国的天赋”。[48]
需要解释一下这种心理状态是如何形成和发展的，也需要将民众对国家的忠诚与其他形式的忠诚平衡一下。当然，国家不仅仅意味着高度的原则、伟大的文学艺术，还意味着缴纳税收、义务教育和服兵役。要判断作为国民享受的利益与必须付出的代价孰轻孰重，并非简单的事情。普通民众对这一点很难有自己的想法，因为他们很少关注宗教之类的民族主义。宗教社会学建立之前的宗教史关心的不是教会宣扬什么教义，或者政府与主教如何争吵，而是宗教如何影响大众，大众又是如何感受宗教，至今民族主义历史仍然处于宗教社会学建立之前宗教史的状态。然而，两位杰出的社会学家成功地将大众的注意力聚焦在维系人民的纽带问题上。个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自然一直是大多数政治思想家的主要兴趣所在，但迄今为止，他们只是从权利与义务、法律与道德的角度对此进行研究。杜尔凯姆（Durkheim）并非对此漠不关心，他关注的是个体与其他群体之间的联系究竟是什么，他只是将其视为一种社会学现象。如果民族主义者当初没有将他视作犹太社会主义者，他的结论势必会引起他们的担忧，因为他坚持认为，在村落、家庭和各省，“忠诚”这一悠久的传统正在消失，不能再唤起任何“深厚的情感”，“乡土精神已经消失，无以复燃，地方爱国主义已成为一种无法随意恢复的古语”。只有当地方政府影响了个人利益时，人们才会对其感兴趣。社会已经变成“由无组织的个体组成的巨大的火药库，过度臃肿的国家试图遏制和控制它”，但国家与个人相距太远，与其之间的接触断断续续，无法“深入洞察其良心，与其实现内心深处的交流”。此外，随着社会的发展，个体越来越多地从集体人格中解放出来，并呈现多样性。杜尔凯姆指出，革命和共和国所代表的友爱与团结在实践中并未实现。对此，他分析到，在世纪之交，孔德与托克维尔等人此前所争辩但并未详细阐述的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反常状态。孔德的解决办法是建立强有力的政府，以实现早已缺失的团结，这主要是通过道德教育与灌输利他主义来实现。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在想方设法贯彻这些思想。杜尔凯姆一方面对其深信不疑并就此写出一本关于道德教育的书，另一方面指出50年来试图通过这种方式建立和谐国家的努力失败了。他提倡更多地利用社会机构，特别是专业公司，缓解个人的孤立感。但在法国，正如其他工业化国家，疏离感越来越频繁地成为评论家的话题。[49]
大约在同一时间，古斯塔夫·勒庞在《乌合之众》（1895年）一书中提出，有必要区分人们作为个体所相信的东西与其形成群体时所表达的观点。因此，国家远不只是各个部分相加在一起的总和。个人在独处时会强烈压抑自己的本能，群体则给人们一种不可战胜的力量感，因而使人屈从于自己的本能，让人丧失责任感。群体削弱了个人的批判能力，激发了其内心的偏执、固化与保守特质，给他们以更多启发，使他们很容易成为善于重复口号和公式的领导人眼中的猎物。因此，理解国家行为的关键在于找到无意识的“集体灵魂”：只有当一种思想渗透到无意识之中，它才能触发有效行动。[50]由此，国家变得更加神秘，也更具影响力。这个结论与杜尔凯姆的结论截然不同。然而，勒庞并没有提供足够详细的证据来支持自己的理论。勒庞是社会心理学的奠基人之一，同时也是一位博学多才的传统医生。从原子能、摄影、录音到吸烟危害和驯马，他的兴趣无处不在，正是基于他对马的观察，形成了他对群体的看法。杜尔凯姆则通过有关自杀的研究支撑自己的理论，尽管这一研究在社会学发展史中具有开创性意义，但仍有许多问题没有得到解答。[51]事实上，他们二人只是提供了方法论上的指导，并未基于当时社会中影响深远的各种忠诚度的深度调查得出结论。
1945年4月的民意调查向法国人提问，如果自由选择国籍，他们会选哪个国家？74%的人说他们还是愿意做法国人，当然，只引用这一次民意调查不足以说明问题。[52]人们实际看待和宣扬民族主义的思维方式，以及民族主义实际上在多大范围内存在过等问题都需要进一步核查。我们先来看看巴黎人与外省人之间的差异，以及法国不同省份居民之间的差异。
[1]请参阅Zeldin, Ambition and Love, 1979。
[2]请参阅Zeldin, Politics and Anger, 1979。
[3]Carlton J.H.Hayes, France.A Nation of Patriots (New York, 1930); W.C.Brownell, French Traits (New York, 1888); Vicomte d’Avenel, Les Français de mon temps (n.d., about 1900); Barrett Wendel, La France d'aujourd'hui (1909); Gustave Rodrigues, La France éternelle (1919); E.R.Curtius, Essai sur la France (1931); Fortunat Strowski, Nationalisme ou patriotisme (1933); Wladimir d'Ormesson, Qu'est-ce qu'un Français (1934); Paul Distelbarth, La Personne France (1935); Lucien Maury, Définitions de la France (1941); Alexandre Eckhardt, Le Génie français (1942); Marcel Raymond, Génies de France (Cahiers du Rhône, Neucchâtel, May 1942); M.M.Martin, Histoire de l'unité française (1949); A.Siegfried, L'Âme des peuples (1950); Raoul Girardet, Le Nationalisme français (1966); Z.Sternhell, Maurice Barrès et le nationalisme français (1972).
[4]Beatrice F.Hyslop, French Nationalism in 1789 according to the General Cahiers (New York, 1934), 198-228.
[5]A.Aulard, Le Patriotisme français de la renaissance à la révolution (1921), 39, 102-5.
[6]George Huppert, ‘The Idea of Civilisation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in A.Molho and J.A.Tedeschi, Renaissance Studies in honour of Hans Baron (Florence, 1971), 759-69.
[7]L.Febvre, Pour une histoire à part entière (1962), ‘Civilisation, le mot, l'idée’, 481-528.
[8]F.Guizot, Cours d'histoire moderne.Histoire générale de la civilisation en Europe (1828), lecture 1.
[9]E.Quinet, De l'Allemagne et de la Révolution (1832).
[10]R.A.Lochore, History of the Idea of Civilisation in France 1830-1870 (Bonn, 1935)，由Curtius的学生所著；P.C.Roux-Lavergne, De la philosophie de l’histoire (1850)，论述“文明”的章节；Antoine Arago, Étude sur le rôle politique de la France (1859)。
[11]Boulainvilliers, Essai sur la noblesse de France (1732).
[12]Jacques Barzun, The French Race: Theories of its Origins and their Social and Political Implications prior to the Revolution, Ph.D.Columbia (New York, 1932).
[13]W.Edwards（1838年巴黎民族学会创立者），Des Caradéristiques physio-logiques des races humaines considérées dans leur rapport avec l'histoire (1829).
[14]Dr.Samuel Pozzi, Paul Broca, biographie, bibliographie (1880); Paul Broca, Instructions générales pour les recherches et observations anthropologiques (1865), id., Instructions craniologiques et craniométriques (1868).Broca书单列出了450篇文章。
[15]P.Broca, ‘Sur l'ethnologie de la France’, Mémoires de la Société d’Anthropologie de Paris (1860), vol.1 and (1868)vol.3; Jacques de Boisjolin, Les Peuples en France (1878); Gustave Lagneau, Anthropologie de la France (1879); René Collignon, ‘Étude anthropométrique élémentaire des principales races de France’, 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d’Anthropologie de Paris (1883), 3rd series, vol.6; J.Tropinard, L’Homme dans la nature (1891); J.Deniker, Les Races de l’Europe (1899-1908); Dr.G.Montandon, L’Ethnie française (1935), 168-9.
[16]J.A.de Gobineau, Essai sur l’inégalité des races humaines (1853-5); Janine Buenzod, La Formation de la pensée de Gobineau (1967); M.D.Biddiss, Gobineau (1970); cf.G.Vacher de Lapouge, L’Aryen, son rôle social (1899).
[17]Jacques Barzun, Race.A Study in modern Superstition (1938), 240.Cf.Jean Finot, Le Préjugé des races (1905); Christine Bolt, Victorian Attitudes to Race (1971).
[18]E.Renan, Qu'est-ce qu'une nation (1882).
[19]J.Michelet, Tableau de la France (1875), 1, 14; id., La France devant l’Europe (1870).
[20]É.Ollivier, Du principe des nationalités (1895), vol.1 of L’Empire libéral，更多文献参看T.Zeldin, Emile Ollivier (1963), 168-72。
[21]请参阅Zeldin, France 1848-1945, vol.2, ch.18; Zeldin, Anxiety and Hypocrisy, ch.5 (forthcoming)。
[22]P.H.Maucorps, Les Français et le racisme (1965), 155.
[23]René Johannet, Le Principe des nationalités (1918); Louis Le Fur, Races, nationalités, états (1922); Judith M.Hughes, To The Maginot Line (Cambridge, Mass.,1971).
[24]1851年为33%，1872年为47%，1911年为24%。
[25]1851年为16%，1911年逐渐上升为36%。
[26]1851年为15%，1861年为17%，逐渐下降到8%～10%。
[27]S.Wlocewski, L’Établissement des Polonais en France (1936); Pierre Depoid, Les Naturalisations en France 1870-1940 (Études Démographiques, no.3)(1942); Henri Bunle, Mouvements immigratoires entre la France et l’étranger (1943), 70-2.
[28]Guy Hermet, Les Espagnols en France (1967).
[29]Banine, La France étrangère (1968).
[30]J.de Maistre, Trois Fragments sur la France, printed in Œuvres inédites du comte J.de Maistre (1870), 7-9.
[31]Zeldin, Ambition and Love, 273.
[32]Paul Valéry et al., La France et la civilisation contemporaine (1941), 8-9.
[33]F.de Saussure, 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 (1916), 310-11; cf.Georges A.Heuse, La Psychologic ethnique (1953), 39.
[34]A.de Rivarol, Discours sur l'universalité de la langue française (1784).
[35]Firmin Roz and Maurice Honoré, Le Rayonnement de la langue française dans le monde (1957).
[36]J.Lemoine, Nouvelles études critiques et biographiques (1863)，文章写于1859年，发表于‘Grandeur et décadence de la langue française’。
[37]Alliance Française，收藏于大英博物馆，1601/193 (1889), 29。
[38]参阅第五章。
[39]Otto Jespersen, The Growth and Structure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1938, New York reprint), 1-16.Cf.N.Chomsky, Cartesian Linguistics (1966), 28-31, 93-5.
[40]J.-P.Sartre, Les Mots (1964); Penguin translation Words (1967), 89, 115.
[41]J.Gilliéron and E.Edmond, Atlas linguistique de la France (1902-20);法语方言相关问题，请参阅第2章，以及M.de Certeau, D.Julia and J.Revel, Une Politique de la langu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et la langue.L’Enquête de Grégoire (1975)。
[42]Eduard Koschwitz, Les Parlers parisiens (1893).Cf.Marguerite Durand, Le Genre grammatical en français parlé à Paris et dans la région parisienne (1936)一书总结了过去50年来流行语的变化。
[43]A.Dauzat, Le Génie de la langue française (1943), 37-9.
[44]Georges Matoré, Histoire des dictionnaires français (1968); Eugène Ritter, Les Quatres Dictionnaires français (Geneva, 1905), 24-5.
[45]Michel Bréal, ‘Le langage et les nationalités', Revue des Deux Mondes (1 Dec.1891), 615-39; Henri Bauche, Le Langage populaire (1920); F.Brunot, La Pensée et la langue (1922); Charles Bally, Le Langage et la vie (1952); Georges Matoré, Le Vocabulaire et la société sous Louis-Philippe (1951).
[46]爱国者联盟（成立于1882年），1888-1889年，至少有100 000名成员，Peter M.Rutkoff，‘The Ligue des Patriotes’, French Historical Studies (Fall, 1974), 585-603.请参阅Eugen Weber, The Nationalist Revival in France 1905-14 (U.of California Press, 1959), 9-10, 58, 89，关于民族主义的发展，参阅注释47的第23章。
[47]Pierre Nora, ‘Ernest Lavisse: son rôle dans la formation du sentiment national’，Revue historique (July 1962), 99.
[48]C.de Gaulle, Mémoires de guerre, vol.1 (1954), 1-3.
[49]É.Durkheim, De la division du travail social (1902, 2nd edition with a new preface), ⅩⅩⅩⅡ, 341.
[50]G.Le Bon, La Psychologie des foules (1895).
[51]Steven Lukes, Émile Durkheim (1973), 191-226.
[52]H.Cantril, Public Opinion 1935-46 (Princeton, 1951), 508.3%的人表示愿意成为美国人，2%愿意成为英国人，2%愿意成为俄罗斯人，9%愿意成为瑞士人，1%愿意成为瑞典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