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创首发 作者 褚延锋
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北宋文坛的一代盟主，宋代最杰出的文学大家。苏轼才华横溢，诗文书画，无所不精，在文学艺术多方面都有令人惊艳的建树和深远的影响，无论当时还是他去世以后的近千年时间里，苏轼都拥有无数的拥趸和读者。
当年，许多人都以能成为他的学生而深感荣幸和骄傲，其中，有四个人非常著名，即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人们把他们称为“苏门四学士”。
在苏东坡众多门生和崇拜者中，他最欣赏和重视的是这四个人，而最早把这四个人并称的也是他。苏轼在《答李昭玘书》中说：”如黄庭坚鲁直、晁补之无咎、秦观太虚、张耒文潜之流，皆世未之知，而轼独先知。”苏轼作为北宋文坛的领袖，其目光自然很是独到，而能够进入他法眼的人绝非等闲之辈。但是，即使是千里马，也需要有伯乐来赏识，正是由于苏轼的推举和赞赏，这四人才很快名满天下。
黄庭坚，字鲁直，自号山谷道人，洪州分宁（今江西修水）人，比苏轼小八岁，宋英宗治平四年（公元1067年）中进士，历任叶县尉、北京国子监教授、校书郎、著作佐郎、秘书丞、涪州別驾、黔州安置等职，宋哲宗时召为校书郎，后擢为起居舍人，绍圣初年因修《神宗实录》失实被贬职，死于宜州贬所。
黄庭坚是一个全能型的人才，诗、词、书法都有很深的造诣，其诗与苏轼齐名，人称“苏黄”，其词与秦观可有一比，书法更是精妙，与苏轼、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
黄庭坚反对北宋初年以来一直声势很盛的西昆体诗歌流派，对西昆体诗歌点缀升平、辞藻华丽、过分讲究声律和谐、对仗工整的风格非常厌恶，他摒弃西昆体诗歌的轻俗习气，摆脱了西昆体刻意追求形式、思想内容空虚、缺乏真情实感的影响，开创了新的诗歌流派---江西诗派。
尽管人们论及宋诗，每以“苏黄”并称，但是他们的诗风还是有很大的区别。苏诗气象阔大，如大江大河，见起涛涌，自成奇观；黄诗气象森严，如危峰千尺。拔地而起，使人望而生畏。总体而言，从形式到内容，黄庭坚的诗还是不能和苏轼的诗相比，这从人们对他们诗的喜爱程度和流传广度就能看得出来。
黄庭坚对苏轼仰慕已久，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却从未谋面，多的是书信往来，直到黄庭坚四十二岁那一年，两人才在京师开封第一次见面，想必他们一定有一见如故、相见恨晚的感觉。
苏轼和黄庭坚的关系算得上亦师亦友，黄庭坚对苏轼始终充满敬佩，一直坚定地追随着苏轼。苏轼去世后，黄庭坚悲痛不已，在自己的房间里悬挂了苏轼的画像，每天以学生身份向着画像焚香行礼。
秦观，原字太虚，后改字少游，江苏高邮人，他比苏轼小十二岁，少时聪颖 ，博览群书，抱负远大。宋神宗熙宁十年即公元1077年，苏轼从密州到徐州任职，秦观很早就崇拜苏轼，于是便前往拜谒，分别时秦观写了一首诗《别子瞻》，其中有两句：我独不愿万户侯，惟愿一识苏徐州。次年，他应苏轼之情，写了一篇《黄楼赋》，苏轼称赞他“有屈、宋才。”期间，秦观与苏轼同游吴江、湖州、会稽等地，两人友谊进一步加深。在苏轼的劝说下，秦观开始发奋读书，积极准备科举考试。当年，二十九岁的秦观平生第一次参加科举考试，他满怀信心和希望参加了考试，最终却无缘登第，于是，他“杜门却归，日以读书自娱。”三年后，秦观再次应试，依旧名落孙山，几年内两次考试失利，让秦观心境更加忧愁悲郁，苏轼也为他抱屈，并作诗写信勉励他。宋神宗元丰七年，即公元1084年，苏轼途经江宁，向王安石力荐秦观，在两位文坛前辈的鼓励下，秦观决心再度赴京应试。元丰八年即1085年，秦观终于考中进士，这一年他已37岁，算得上大器晚成了。及第后的仕途，也不是秦观想象的那么顺利，及第次年，秦观被任命为蔡州教授，他原以为从此可以平步青云，得以重用，不料过了五年才被召至京师，先后任命为太学博士、秘书省正字。此时，苏轼也自扬州被召回京师，秦观任国史院编修，与黄庭坚、晁补之、张耒同时供职国史院，至此，苏轼和苏门四学士实现了京城大会师，成就了一段文坛盛事。
秦观是北宋文坛雅俗共赏的词作大家，在宋词的发展过程中，写得通俗的词，易于流行，受大众欢迎，文人雅士却心存鄙视；写得典雅的词，文人雅士乐于称道，但市民大众又不太喜欢。而秦观却能够做到辞情兼备，雅俗共赏，这很难得。秦观一生大多在失望、挫折中挣扎，他的仕途生涯非常不顺，他的性格又非常敏感和脆弱，因此，他的词总是充满悲伤、怨恨和泪水。作为婉约派代表作家，秦观的作品笔法婉约，情思缅邈，意境优美，语言流丽，特别擅长表现青年男女的幽微心理。
晁补之，字无咎，号归来子，济州巨野（今属山东省巨野县）人，比苏轼小十六岁。据《宋史 ▪晁补之传》记载：晁补之为“太子少傅迥五世孙，宗悫（音que）之曾孙也。父端友，工于诗。”由此可知，晁补之生于仕宦之家，书香门第，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家庭文化熏陶。他聪敏强记，日诵千言，很小的时候就能写文章了，可谓少小成名。
宋神宗熙宁四年即公元1071年，晁补之的父亲到杭州做官，他随同前往，看到钱塘江风物盛丽，山川秀异，写了《七述》一书，此时，正值苏轼任杭州通判，苏轼喜欢杭州美景，心有感触，想作文记之，晁补之以《七述》一书谒见苏轼，苏轼读后感叹：吾可以搁笔矣。称其文博辩隽伟，绝人甚远，必显于世。晁补之因此名声大振。这一年，他十七岁。
宋神宗元丰二年即公元1079年，晁补之进士及第，授澶州司户参军，北京国子监教授，宋哲宗元祐年间调到京城，升任秘书省正字、校书郎，后因校书郎官俸微薄，不足养家，申请外任，在扬州通判任上不久，晁补之又被召回京师，任著作佐郎，绍圣元年即公元1094年，因元祐党争，晁补之被连累再次外任济州，次年，以修《神宗实录》失实的罪名被贬到应天府任通判，后迁任亳州、信州等地，宋徽宗时，召为吏部员外郎，礼部郎中，之后，再遭贬谪，迁任湖州、密州等地，晚年任职泗州，病死于任所。
晁补之的诗以古体为多，七律次之，其诗善学韩愈、欧阳修，骨力遒劲，辞格俊逸，后学陶渊明，朴素自然，洒脱恬淡；其词格调豪爽，语言清秀晓畅 ，与苏轼相近，但又缺乏苏词的旷达超妙，趋于凄壮沉咽。晁补之的诗词流露出浓厚的归隐思想，这与他的仕途生涯有着很大的关系。
张耒，字文潜，号柯山，祖籍亳州谯县，今安徽亳州市，后迁居楚州，今江苏淮安，比苏轼小十七岁。张耒从小接受诗礼熏陶，十三岁即能写一手好文章，后来他游学陈州，得到当时在陈州任学官的苏辙的厚爱，宋神宗熙宁四年即公元1071年，苏轼出任杭州通判前，来陈州与弟苏辙话别，张耒得以谒见苏轼，并受其青睐，自此便成为苏轼的学生。宋神宗熙宁六年即公元1073年，张耒二十岁时中进士，授临淮（今安徽泗县）主薄，开始步入仕途。熙宁八年即公元1075年，苏轼在密州任知州时修建了超然台，张耒应约写了《超然台赋》，苏轼称赞他”超逸绝尘”，有秀杰之气；其文“汪洋淡泊，有一叹三叹之声。”这是他们之间诗文交往的开始。
张耒先后在安徽、河南等地做了十多年的县尉、县丞之类的地方小官，由于俸禄微薄，而他又为官清廉，因此生活一直很困窘。宋神宗元丰八年即1085年，宋神宗驾崩，年幼的宋哲宗即位，支持旧党的高太后垂帘听政，起用反变法派司马光，苏轼奉调回京。第二年，人称“布衣宰相”的范纯仁推荐张耒参加太学学士院考试，这次被推荐考试的还有黄庭坚、晁补之等人，而出题的人是他们的老师翰林学士苏轼，结果三人同时被录取。张耒被任命为秘书省正字，后历任著作佐郎、秘书丞、史馆检讨，直到起居舍人。宋哲宗亲政后，新党得势，报复元祐旧党，随着苏轼等人被贬，苏门弟子也受到连累。在几年时间内，张耒先后三次被贬往黄州，其中最后一次是因为他闻听苏轼北归途中病逝常州，于颍州举哀行服痛悼恩师，触犯皇帝而获罪。在贬职黄州的岁月里，他不能住官舍，只好在柯山旁租屋居住，号“柯山”由此而来。再后来，宋徽宗继位，张耒得以回到故乡淮安，不久移居陈州。晚年的张耒虽然贫困交加，但依然保持着自己的操守，不向蔡京之流屈服。
张耒的文学创作以诗为主，风格上，他反对奇简，提倡平易；反对曲晦，提倡词达；反对雕琢文辞，力主顺应天理之自然，直抒胸臆。但一味地否认构思、修饰、琢磨、锤炼等在创作过程中的必要性，则又不免矫枉过正。因而他的诗作多少显得肌理有余而文采不足，略嫌枯槁相。
在苏轼、黄庭坚、晁补之、秦观相继辞世后，张耒扛起了光大文风的旗帜，据《宋史▪文艺传》记载：“耒独存，士人就学者众。”
苏门四学士的说法只是表明这四人得到过苏轼的指导，接受过他的文学影响，而不意味着他们与苏轼形成了一个文学流派。苏轼身上很少文人相轻的习气，也没有狭隘的门户之见，事实上，苏门四学士的文学风格也的确各有不同，各有千秋。
苏轼之所以能够让无数人顶礼膜拜，不仅仅是因为他杰出的文学艺术才华，还由于他高尚的人格魅力。苏轼继承了他的老师欧阳修喜欢奖掖后进的精神，他第一次看到黄庭坚的诗文，便“以为超逸绝尘，独立万物之表，世久无此作”，由是黄庭坚声名始震；他称赞晁补之，“其文博辩隽伟，绝人远甚，必显于世”，从此晁补之天下知名；他认为秦观“有屈、宋之才”；他夸赞张耒“其文汪洋淡泊，有一唱三叹之声”。
苏轼对于自己的这四个门生都非常喜欢，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给予了力所能及的帮助。如果非要说他更欣赏谁，这好像真的不好说，但人们通常认为，苏轼似乎对秦观更偏爱一点。秦观早苏轼一年离世，苏轼得知秦观去世的噩耗，两天吃不下东西，他给欧阳修哀叹：“当今文人第一流，岂可复得？此人在，必大用于世，必有所论著以晓后人。前此所著，已足不朽，然未尽也。哀哉！哀哉！”痛惜之情溢于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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