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笔8亿多的银行贷款，逾期多年不还，借款法人及实控人被司法列入“老赖”名单，放款方——杭州银行上海分行将“老赖”公司及个人告上了法庭。6月2日下午，杭州银行公布了该案一审判决结果，“老赖”被要求十日内偿还本息合计近12亿元。
“老赖”公司和背后的实控人究竟是何许人也？券商中国记者深入调查发现，除了欠杭州银行的近12亿元，该公司法人还欠工行、平安银行、光大银行等多家银行巨款。更令人震惊的是，这笔借款还牵扯出一段几年前上海银行业与钢贸企业间曾发生过的信贷危机。
值得注意的是，在杭州银行上海分行将这笔8.37亿元贷款发放给叶罗彬的公司璟合实业之前，叶罗彬另一公司运天钢铁向杭州银行上海分行的借款已经逾期三个月。杭州银行上海分行当时贷款审批的流程不得而知。
杭州银行2014年年报显示，2014年末，杭州银行资产总额为4185.41亿元，贷款余额为1966.56亿元，其中上海地区贷款余额为127.32亿元，这笔8.37亿的贷款占当年上海地区贷款的6.57%。
由于杭州银行并未公布该笔贷款的具体到期时间，记者翻阅2014-2016年财报数据后发现，2016年末杭州银行不良贷款数额突然猛增至40.04亿，一年间增加了10.67亿元，不良率比上年增加0.26个百分点。若假设该笔8.37亿元贷款为一年期，且逾期后开始计入不良，则分别占杭州银行2015年不良贷款总额的28.5%，2016年不良贷款总额的20.9%。
判决下来后，这笔本息近12亿的贷款究竟能收回多少，目前仍是个未知数。
借款8.37亿六年未还
公告显示，该借款发生于2014年，到期后不还引发纠纷。2019年12月，杭州银行上海分行因与上海璟合实业有限公司(简称“璟合实业”)上海祝源企业发展有限公司(简称“上海祝源”)、叶罗彬等的金融借款合同纠纷，向上海金融法院提起诉讼。
杭州银行发布公告称，被告璟合实业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杭州银行上海分行支付借款本金8.37亿元、利息及罚息就超过3.41亿元，加上案件受理后产生的利息，被告要偿还的债务总计近12亿元。此外，三位被告还要共同负担律师费90万元，案件受理费593.1万、保全费5000元。
据了解，这笔借款产生于2014年10月23日，杭州银行上海分行与璟合实业签订《借款合同》和《抵押合同》，约定璟合实业向公司上海分行借款人民币约8.37亿元，还款方式为分期还款，璟合实业以其拥有的位于上海市黄浦区鲁班路的若干房产等物业向公司提供抵押担保。
同日，上海祝源与杭州银行上海分行签订《保证合同》，叶罗彬向杭州银行上海分行出具《融资担保书》，均为璟合实业在上述《借款合同》项下的付款义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记者在天眼查上看到，璟合实业公司自身风险信息高达265条，担保人上海祝源的风险信息更是达到了390条，二者均被最高人民法院公示为失信公司。
被告璟合实业借款距今已近6年，本金及利息至今仍未偿还。这家公司缘何欠此巨款？背后的实控人为何还欠多家银行贷款？
起底“老赖”企业家
据天眼查资料，上海璟合实业成立于2011年3月，其法定代表人为叶罗彬，目前仍担任3家公司的法人代表，而且他还是16家公司的股东。
公开报道称，叶罗彬出生于1980年，福建宁德人，自1998年起在上海从事钢铁行业，旗下有上海运天钢铁有限公司。2006年后，叶罗彬将其商业版图扩大到上海地区的房地产业，2009年至2011年间，这位“80后”商人曾先后花重金入股上海依云湾花园、新江湾城的地产项目。
2012年9月，叶罗彬斥资5亿元参与国资企业城投控股设立的房地产投资基金公司。璟合实业公司成立以后，更是耗巨资投资了位于上海黄浦区汇暻生活广场商业地产项目，资料显示，该地产占地面积3.5万平米，若按某营销公司对该地产商铺每平米5.8万元的定价，目前商铺价值就可能超过了20亿元。
此外，记者发现，璟合实业的母公司正是杭州银行这笔贷款的担保人上海祝源发展公司，该公司的法人代表叶俊筹也是福建宁德人，持有璟合实业的100%股份。
国际金融报此前报道，就在几年前，这家公司还曾在不良资产行业中下海捞金。2013年10月和12月，上海祝源曾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公司上海分公司签署转债协议，以3折约4680万元的价格，拿下了华融的某资产包。
巧合的是，这个资产包中有19家是与钢材贸易有关的债务企业，债权资产包的总价是1.5亿元，而叶罗彬正好也曾做过钢铁生意，他旗下上海运天钢铁公司，成立于2003年，目前仍在存续状态。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几年前投资不良资产的叶罗彬等人，其公司的借款也成为了银行眼中的不良资产。近年来，璟合实业多次卷入借款合同纠纷案件，包括公司自身欠银行的贷款，或作为其他公司的借款担保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法律文书显示，其涉及工商银行天津技术开发区分行约3.67亿元的欠款，光大银行上海浦东支行约6.69亿元贷款的本息，以及涉及的平安银行上海分行的一系列还款责任。
大量借款未还，让叶罗彬成为了法院黑名单上的“老赖”。记者查阅全国法院执行信息公开网发现，其失信记录多达32条。早在2014年10月，他就被法院列为“老赖”，时间跨度从2014年到2019年不等，失信记录大部分显示为欠款未还。
有意思的是，这么一位法院黑名单上的“老赖”现在仍拥有不少光鲜的头衔。上海市宁德商会的公众号显示，叶罗彬目前担任该商会的名誉会长兼执行会长、周宁县上海商会常务副会长。翻阅该商会公众号历史文章，他以执行会长的身份活跃在上海宁德商会的各个正式场合中，其中还包括最近与宁德有关政界、商界人士的会面。
银行风控之殇
导致杭州银行与叶罗彬这一系列贷款出问题的关键，正是五六年前一度闹得轰轰烈烈的上海钢贸风波。
据券商中国记者不完全统计，上海浦东新区法院2013年全年受理钢贸类贷款纠纷2500件，2014年一季度就达到了1051件，纠纷主体也不再限于上市银行，许多小银行也卷入其中。当时，民生银行、中信银行等大行“损失惨重”，不良贷款剧增。
民生银行2014年年报显示，2014年末该行不良贷款率为1.17%，同比上升0.32个百分点。2013年上半年，中信银行逾期贷款合计306.85亿元，比年初增长42.82%；长三角地区不良贷款余额达到100.27亿元，占总额61.26%，不良贷款率2.22%，较2012年末大幅增加。
据理财周报2014年的报道，当时中信上海分行为抓住钢贸企业客户，做了大量的小企业联保。当时中信银行上海分行成为中信钢贸坏账最严重的分行，彼时中信银行上海分行钢贸规模100亿元，风险敞口却达60亿。2014年，中信银行行长朱小黄透露，新增的不良资产主要就是2011-2013年间形成的。
类似的情况也曾在杭州银行上海分行出现过。券商中国记者以“杭州银行上海分行”、“钢铁”、“宁德”等关键词在裁判文书网上搜索，结果显示，除了叶罗彬等人的借款外，还有多家企业因贷款纠纷被杭州银行上海分行告上法庭，借款时间在2011年至2013年之间。
然而，记者发现，叶罗彬等人在2014年10月23日向杭州银行上海分行借的这笔8.37亿元贷款，产生于上海钢贸市场信贷危机集中爆发之后。法院执行信息公开网显示，就在其向杭州银行上海分行借款的同一天，叶罗彬因与农业银行宁德东侨支行的借款纠纷被法院立案，涉及的数额约1225万元，显示已逾期一年。
据新华社2016年8月的报道，早在2011年，先期预警指标显示，上海钢材贸易行业存在严重的重复质押、负债过度情况。在风险暴露前,原上海银监局就针对钢贸信贷风险向银行发出预警，并打击了相关违规操作。
原上海银监局发现，大量钢贸商将存放在仓库里的同一批钢材重复抵押给多家贷款机构；贸易商之间互相担保以增加借款；通过“一女多嫁”甚至伪造虚假仓单，钢贸商套取银行贷款用于投资房地产或其他投机领域，而银行为追求业绩，审贷也出现尽职调查不足。
原上海银监局还委托第三方进行调查，以当时上海整个钢贸体量，贷款只需1300亿至1400亿元，但实际的钢贸贷款却达到了2400亿元，足足多了千亿元。
对于这场危机的化解，原上海银监局及时出台了监管条例，严控假仓单、骗贷、挪用。据人民日报此前报道，截止到2016年，钢贸融资回收成效明显，钢贸表内外授信余额已经缩减到目前的正常贷款214亿元，成功重组、回收信贷资产1500亿元。
统计数据显示，2011年，全国钢材贸易贷款1.8 9万亿，同期全国贷款总额54万亿元。钢材贸易贷款在整个银行贷款中的比例高达3.5%。其中，上海钢贸行业向银行融资达1600亿元。
南京财经大学金融风险管理研究所所长陆岷峰在其论文《当前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特征与对策研究》中强调，在信贷管理过程中，商业银行风险防控能力直接决定着其资产质量水平。无论是从客户准入、贷前调查、贷款审批，还是放款审核、贷后管理各个流程都要注重风险防控。
他认为，在客户准入审核时，若尽职调查不充分，对资本金来源真实性核实不准，就使得潜在的信贷风险点深藏其中，埋下隐患；在贷后管理上，若对贷款资金流向、押品状况等监控不到位，就使得风险难以有效缓释，担保措施名存实亡。总之，不良贷款的飙升与商业银行内控管理水平、风控把控能力密切相关。
叶罗彬及其公司璟合实业所欠杭州银行上海分行的这笔本息近12亿的贷款，恐怕是“打了水漂”。公告显示，杭州银行上海分行可以依法与被告璟合实业协议，以抵押物折价或者申请以拍卖、变卖所得价款优先受偿。
可是，另一法律文书显示，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判决叶罗彬公司璟合实业旗下位于上海的商业地产，在2013年12月至2020年12月期间产生的租金等应收账款3.25亿元，应优先偿付给工行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分行。
杭州银行近日的公告称，对于此次诉讼涉及的贷款，杭州银行此前已将本次诉讼所涉贷款纳入不良。但目前该判决尚处于上诉期内，且被告偿债能力及抵押物的变现时间仍存在不确定性，杭州银行已对本次诉讼所涉贷款计提相应贷款损失准备。
杭州银行公告强调，“预计本次诉讼事项不会对公司的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造成重大影响”。
上海“周宁商帮”钢贸往事
周宁县位于福建宁德，是一个人口二十多万山区县。为了谋生，上世 纪90年代起，周宁人大规模涌入上海，彼时大量周宁人通过亲戚和老乡的推荐来到上海从事钢贸行业，逐渐形成了一定规模的产业集聚，其中曾有8万人在上海从事钢铁贸易。
据证券时报2012年报道的数据，当时周宁人把持了上海40多家大型钢材市场，建筑钢材交易额达上千亿，约占上海建筑钢材市场总批发额的70%、零售额的80%。
周宁县的众多同乡在沪打拼逐渐形成了抱团发展的态势，也有了互相扶持的需求。资料显示，1995年7月，周宁在沪的企业家肖志成、周伦滔、郑克用等20多位老乡自发组织成立了“周宁在沪企业互助会”。1996年2月，由周宁县相关政府部门的牵头下，周宁企业家在此互助会的基础上成立了由周宁在沪企业家组成的周宁县上海商会，此后会员企业达到1000多家，主要从事钢材、木材、房地产开发等行业。
2000年之后，中国的钢铁行业快速发展，到2013年中国粗钢产量达7.79亿吨，占全球48.5%。钢铁生意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变得炙手可热，当时，有不少在上海从事钢贸生意的周宁人赚得盆满钵满。
由于钢贸生意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撑，因此也就需要银行信贷的支持。但钢铁贸易商所需的资金量大，又没有足够的抵押物，于是宁德在沪的企业家开始推行联保贷款的模式。
上海大学吴军在其研究论文《中小企业联保贷款的机制设计之惑》中提到，上海的钢铁贸易企业，通常以3-4个借款人成立联保小组，并以连带担保责任为特征进行联保贷款。到2011年，上海地区钢贸贷款余额为1600亿元，其中将近一半以上的贷款对象都采用联保贷款融资模式。
叶罗彬及其老乡在当时也采用了这种融资模式。除了2014年10月杭州银行上海分行与叶罗彬的这笔8.37亿贷款纠纷，券商中国记者在裁判文书网上获取的与叶罗彬有关的一系列法律文书显示，杭州银行上海分行此前曾允许前者通过联保贷款模式融得大笔资金。
2013年7月17日，叶罗彬所有的上海运天钢铁有限公司，与上海闽桂钢铁有限公司、上海荣隆钢铁有限公司等7家企业互相为对方担保，向杭州银行上海分行总共获取4.26亿元的贷款资金，其中叶罗彬的公司就融得8000万元。
这种联保贷款机制原本被上海当地的银行广泛接受，但宏观经济的系统风险却被人们所忽视。随着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金融海啸，传导到国内后，钢铁消费需求下降，2012年后钢铁产能过剩进一步凸显，大量钢贸企业面临危机。
记者翻阅法律文书发现，2011年至2013年间，采用联保贷款模式，叶罗彬等人还向平安银行上海分行、兴业银行上海虹桥支行、华夏银行上海分行等银行融得了多笔信贷资金。
但是，随着2011年开始的银根紧缩政策，银行业贷款开始收紧。2011年底至2012年上半年，银监会及上海银监局多次发文警示钢贸企业的授信风险。2011年底开始，一些银行对钢贸企业贷款更加严格，而且要收缩此类贷款的总量。在宏观政策收缩的环境下，钢贸行业贷款的违约风险在2012年开始陆续爆发。
叶罗彬等人此前向杭州银行、平安银行等各类银行所借的巨额款项也陆续爆发违约。在周宁人同乡之间互相担保贷款的模式之下，一损俱损，因借银行贷款逾期，叶罗彬等人在2014年至2019年间，先后被农业银行宁德东侨支行、杭州银行上海分行、平安银行上海分行等十几家银行告上法庭。
据券商中国记者不完全统计，仅杭州银行上海分行2013年7月通过联保模式借给叶罗彬等人的4.26亿元产生的利息及逾期罚息就超过了2290万元。
除此之外，大量当时在上海从事钢贸生意的福建人企业破产，陷入银行债务危机。有媒体报道，据不完全统计，自2011年起钢贸行业因债务问题有超过10人自杀、300多人入狱、700多人被通缉，导致的坏账规模近100亿美元。
在上海周宁商帮钢贸生意的鼎盛时期，周宁上海商会前会长周培建曾扬言，“我们周宁人在银行那里，没有一分钱坏账”。钢贸行业的信贷泡沫破裂后，在银行业流传着上海及江浙一带的银行纷纷“封杀”宁德人的传言。
宁德地区的“3522”开头身份证在大部分银行都不允许办理信用贷款和信用卡，更严重的时候，甚至只要是福建“350”开头身份证的人士都无法在长三角地区贷款。
2012年周宁上海商会发布《致商业银行的一封公开信》，请求银行对周宁钢贸企业的贷款还款时间宽限，并希望提供续贷支持。不过，在钢贸企业和银行业之间的银企协调会中，始终未有实质性的成果。
时任上海钢铁服务业协会会长的宁德企业家周华瑞曾向媒体表示：“银行的态度没有改变。追着钢材市场要债，还要把散户的债也背过来。”
还不起钱的上海宁德钢贸商人名下的股权、地产等资产纷纷遭到查封或强制拍卖。
券商中国记者注意到，叶罗彬的璟合实业与光大银行浦东支行的纠纷中，涉及的借款本金约6.69亿元，已被法院强制变卖该公司位于上海的多处房产共计1062万元进行偿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