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绿色中国》杂志
我国荒漠化地区历史上曾经是山川秀美、繁荣富庶之地。这一地区分布有许多历史遗迹，分析这些遗迹，不难看出历史上这些地区都曾经是繁荣的商贸通道、繁华的城镇和林草丰美的牧场。后来，由于人口的增加和对自然资源不合理的开发利用，使许多地方变成荒漠化土地，荒漠生态系统也随着人类活动干扰的不断加大而日益脆弱，自然生态平衡遭受破坏，使得荒漠化扩展，盐渍化严重，森林遭受破坏，草场退化，河流缩短，湖泊萎缩、水质盐化，生态系统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文/耿国彪
古文明的没落与消失
丝绸之路由我国长安起点，途径陇西高原、河西走廊和西域地区，进而联结中亚、南亚、西亚和欧洲，是古代沟通旧大陆三大洲国际商贸最重要的通道。数千年来，丝绸之路曾为整个人类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做出过巨大贡献。武威史称为“河西都会，襟带西蕃、葱右诸国，商旅往来，无有停绝”，敦煌为“华戊所交一大都会”。丝绸之路犹如一座历史丰碑，不仅为以丝织物为主要贸易内容的中国和西方各国间的经济交流建立过辉煌功绩，而且还成为中西方人民交流思想、文化的“宗教之路”、“文化之路”，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之路”。据文献记载，自张骞通西域后，赴西域使者“相望于道”、“一辈大者数百，少者百余人”。一年之中，“使多者十余，少者五、六辈”，“一批批的使者络绎不绝地赴西域”，“远者八、九岁，近者数岁而反”。《史记·大宛烈传》中记载：“张骞凿窖，其后使佳者，皆称博望候，以为质于外国，外国由此信之。”在汉代，丝绸之路上新疆境内都府国多达50个，其中南道有十国，即若羌、鄯善、且末、小宛、精绝、戍卢、扦弥、渠勒、于阗、莎车，这些都护国人口从数千到万人。北道有12国，即疏勒、尉头、温宿、姑墨、龟兹、乌垒、渠梨、焉耆、危须等。汉代先后在河西走廊设置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使河西走廊成为丝绸之路上的咽喉要塞之地，并把长城由敦煌向西延伸到盐泽,盐泽乃当时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通道，从此玉门关和阳关便成了丝绸之路上的两个重要关隘。
唐代在丝绸之路又建起了郡县，移民屯垦，加强贸易。宋明之后，由于航海业逐渐发展起来，丝绸之路的繁荣景况才逐渐消失，土地荒漠化也得以发生和发展。大部分地段已成为荒漠化土地，有的已湮没于茫茫沙海之中。
我国是荒漠化严重的国家
据历史考证，目前处于流沙之中的许多古城遗址，历史上都曾经是林桑翳野、繁荣富庶的都市，如新疆孔雀河下游三角洲上的楼兰，克里雅河下游三角洲上的喀拉屯和尼雅河下游的精绝，安迪尔河下游的安迪尔，策勒河、达木沟下游的乌松达吉等。塔里木盆地北部汉唐垦区也分别以轮台的迪那河、库车、新和、沙雅的渭干河下游地区为中心自成一区，均为汉代繁华的城镇绿洲。甘肃河西走廊绿洲荒漠化的演变也同样如此，几百年前还是耕地与城廓，而今多被流沙埋没变成新的沙窝。如民勤城以西的流沙地，早期为石羊河下游支流的西河、大西河和小西河流域，是水草丰美的绿洲，曾经是新石器晚期至秦汉时代沙井文化的发源地，汉代最早建置的武威县，后魏的武安郡及所属宣威县故址。明代初叶，建筑于农牧区与荒漠区分界的明长城和城垣式的塞堡（今沙山堡），长城以内属农垦区，而到清代早期（1700年前后），此长城以内，却变成荒漠化土地。其中长城残垣与烽墩已孤立在茫茫流沙之中。西汉时张掖郡设置于水草繁茂的乐得城，至后汉时期，因黑河水改道、战争等原因，加速了乐得城绿洲的荒漠化过程，至晋代不得不迁址于永平城（今张掖城）。疏勒河最大的支流党河，形成广阔而平坦的三角洲冲积扇，西起南湖，北抵疏勒河下游谷地的古玉门关、波罗湖、哈拉诺尔和南梁，东止敦煌，历史时期均有水草丰美的绿洲，古阳关、汉代龙勒、唐代寿昌县设置于此。同时汉代为了保护东土和西域的交通，在疏勒河南岸筑有数百里的汉长城和很多烽墩堡寨。但今，东起布隆吉，西止玉门关以西，除安西与西湖两块绿洲外，至今只有风蚀遗址，多在厚层流沙间出露。
《汉书·地理志》作者班固指出：“自武威以西……地广人稀，水草宜畜牧，故凉州之畜为天下饶”，《西河旧事》记载“焉支山，东西百余里，南北二十里，亦有松柏五木，其水草美茂，宜畜牧”等，也提示了河西走廊自然环境的优越。阿拉善地区西部弱水下游的居延黑城地区，历史上孕育了居延汉唐、西夏及元代文明，17世纪中叶，闻名中外的蒙古土尔扈特部从伏尔加河畔回归祖国来此定居，从此成为蒙古族同胞耕牧生息之地。近半个世纪，特别是近年来随着黑河下泄水量减少，居延海干涸，成为草木不生的戈壁、盐漠，古人笔下“湍漭不息”的居延海从此成为历史。三角洲上迄今还保存着荒村颓垣、耕稼之迹、渠道残垣、耕地田埂、烽燧等遗迹。
现分布于我国贺兰山以东地区的几大沙地，大部分是由于历史时期以来人类活动，破坏沙质草原地区的天然植被所形成的。这些地区历史上生长有茂密的草被和森林，自古就是我国的牧业基地，只是近千年来，尤其近百年来却发生了很大变化。原来的科尔沁草原和鄂尔多斯草原，现在都变成了名副其实的沙地。
民勤的沙漠治理
据历史资料，榆林东北的古城滩为西汉时代遗址，并以水草丰美土宜畜牧之地而著名。靖边县北部红柳河北岸的白城子，在公元五世纪赫连夏修建统万城时，曾描述其周围的自然环境为“临广泽而带清流”。而到九世纪时，已出现“飞沙为堆、高及城堞”的记载，十世纪时由于政治军事之故毁城时，已称其深在沙漠。鄂尔多斯的南缘还有不少汉及唐宋时期的遗址，如汉代的奢延、高望、唐代的宥州（城川）、大石砭、白城台、古城界等，而今均湮没在流沙之中。又如陕北和宁夏黄河以东的长城沿线，在明代成化、嘉靖年间（公元1474～1541年），曾记载当时的自然环境为“凡草茂之地筑之于内”，其后由于屯垦和战争等原因，使植被遭破坏，导致荒漠化土地的发展。十八世纪中叶开放农垦之后，大规模移民开垦，使植被又遭大规模破坏，尤其十九世纪末，天主教会的进一步圈地招民屯垦，加速了荒漠化土地的蔓延。城川、白泥井堂、宁条梁等地均是当时开垦的主要地区。目前不少城堡，如常乐堡、保宁堡等都已被流沙掩埋。明长城自神木至靖边已有84%的长度处于流沙之中。
内蒙古科尔沁沙地，早在6～7世纪，辽王朝建立之前，契丹的部落曾游牧于今日西拉木伦河与老哈河之间科尔沁草原西部地区“追逐水草，经营牧业”，记载有“其富以马……马逐水草……”的情景。据辽史记载，在辽王朝之前，除发达的畜牧业之外，农业也开始有所发展，但当时是“地沃宜种植，水草便畜牧”的草原环境。十世纪辽王朝在今日科尔沁沙地西北部地区建立了上京临潢府，建都城于今日乌尔吉木伦河与沙力河汇合口附近巴林左旗东南面的波罗城，并在潢水（西拉木伦河）两岸建立了不少州县如乌州、龙化州、永州、松山州、饶州、丰州和祖州，农业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十世纪中叶，该地区和辽河地区已发展成为“偏户数十万，耕垦千余里”的农区。沙区考古发现大量出土辽代铁器农具及辽金时代文化遗址等。均可发现当时的农垦规模，如老哈河与教来河之间的龙化、西拉木伦河与老哈河之间的长宁及科左后旗大青沟一带。随着草原开垦面积的扩大及樵采活动，使植被遭到破坏，到十世纪的金代，有些地区出现了“土脊樵绝，当令所徙之民，姑逐水草以居”的情景，荒漠化土地已有发生。十三世纪之后，随着元、明王朝的建立，政治中心南移，农垦规模缩小，天然植被又得到恢复，到十七世纪清初，该区又成为“长林丰草……讹寝戍宜……凡马骆牛羊之孽息者，岁千万计……”的优良牧场。十八世纪中叶之后，由于清政府推行放价招民垦种政策，草原开垦造成植被破坏，于是再次形成了斑点状流沙与固定半固定沙丘交错分布的景观。乌兰布和沙漠北部在汉代之前，曾经是风景宜人的大草原，汉代曾在此设置三军县、临戍县及三封县。《汉书·匈奴传》记载当时“人民炽盛，牛马布野”。充分说明该区今天虽为茫茫无际的大沙漠，但在历史时期却是农业发达、繁荣富庶之地。
探究荒漠化的成因
关于荒漠化的成因，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要严格定量化地确定出每一个影响因素在荒漠化中的贡献份额是相当困难的。困难的原因在于进行这种分析时存在着许多模糊性。例如，人类活动既受自然环境的影响和约束，反过来又对环境的变化产生影响，特别是当人类对作为荒漠化形成基本条件的气候变化原因尚不能做到定量区分的情况下，就很难确切地确定出在全球气候变化中人类与自然的贡献率各是多少。此外，划分的难度还在于气候因素既是荒漠化形成的基础，又是荒漠化形成的直接因素。
自然因素对荒漠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种情况是由于地质时期或者远古时期以来所形成的严酷的有利于荒漠化发生的自然条件，如干旱、多风就是荒漠化形成的基础与前提；另一种情况是，现代气候变异或突发的灾害性天气条件直接造成了土地荒漠化，比如大风造成沙漠的扩张，沙尘暴造成耕地或草场的沙化等。
中国是一个大陆度很高的国家，特别是内陆地区受到大陆性气候的强烈控制。从东到西、从南到北分布着许多纵横交错的山脉，正是这些山脉的层层阻拦，使得东来的太平洋水汽难以到达遥远的内陆地区。另一方面，青藏高原的隆起，阻隔了来自印度洋的水汽，而强度较弱的北冰洋水汽由于路途遥远，加上阿尔泰山及新疆西部诸山脉的阻拦，很难影响到广大西北地区，使得这里成了中国乃至亚洲降水量最为稀少的地区。
在全国960万km2的国土面积上，有近百万平方公里的地域年降水量不足100mm，而年降水量低于400mm以及年均水分亏缺量大于400mm的地域，均占国土面积的一半左右。此外，地势比较平坦，西北风盛行，冬春季节风力强劲导致土壤潜在蒸发力极强。干旱多风的气候使这里广布沙漠、戈壁及大片的干旱土地。
除了青藏高原及一些大的山脉对气候的影响之外，地形对荒漠化形成的影响主要反映在其对水土流失和土壤盐渍化的影响。
坡度为流水提供给了加速侵蚀的有利条件。在黄土高原北部、西辽河上游等既具起伏地形，土壤又比较疏松的地区，是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区。陡坡耕地是导致耕地退化的主要原因。在一些山麓地带，由于植被稀少，加之北方地区的降水特征主要是短历时的高强度暴雨较多，因此冲刷力极大，形成了很强的侵蚀。在新疆南部的天山南麓，年平均降水量虽然只有几十毫米，但洪水冲毁公路、铁路的事情却时常发生。
河西走廊中的流沙之地
大范围极度干燥气候与低洼、排水不畅的地形，形成土地盐渍化，在不合理的灌溉措施下又加剧了土地盐渍化。
根据已有的科学研究，我国西北地区的干旱、多风、植被稀少的荒漠景观，大约在上百万年前就基本上形成了，此间经历过若干次干湿气候变化的旋回，而每一次气候旋回，都是一次荒漠化的扩展或收缩过程。由于青藏高原的隆起，这种干旱多风、植被稀少的气候格局及其在这种气候框架下形成的干旱荒漠景观，虽然其间亦曾发生过若干次波动，但在长达200多万年的第四纪始终占据主导地位。在这一时期，人类虽然已经出现，但由于人类活动仅限于对动物及植物果实的利用，其活动规模与范围还相当有限，因此人类与大自然之间体现出一种和谐的关系。这一时期的人类活动还不足以对环境的变化产生影响。因此，这一时期荒漠的扩展与缩小，荒漠化过程的加强与减弱，完全受气候变化的制约，是一种纯自然的过程。亦即，当气候变得暖湿时，荒漠化过程减弱，荒漠及干旱区面积缩小，地表植被得到恢复；当气候变得干冷时，荒漠化过程加强，荒漠及干旱区面积扩大，植被状况严重衰退以至消失。
额济纳 谢锋 摄
因此，在人类历史之前，荒漠化是一种纯自然的过程，因自然环境的变干而扩展，随自然环境的变湿而收缩。我国沙漠及主要沙地的形成都发生在这一时期，奠定了目前我国荒漠的基本格局与轮廓。
人为活动成为荒漠化过程的催化剂
随着农业文明的进步与发展，特别是近百年来人口的不断膨胀，人类向大自然的索取也不断升级，对土地资源的开发达到了空前的规模，对自然环境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但是，人类的这种活动，能否达到足以对较大范围的环境变化产生影响的程度？在荒漠化扩展的过程中，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对这种扩展过程的贡献到底有多大，它们之间又有什么关系？需要深入地分析。
自然方面的原因主要是近年来持续干旱，使得原本就十分脆弱的自然环境变得更为脆弱，自然环境的弹性系数变得很低，环境的自我修复能力更差，对人为干扰活动的反应更为敏感，为荒漠化的发生提供了一个温床。这是导致目前我国荒漠化局部扩展的自然环境基础。没有这个基础，荒漠化的扩展是难以发生的。干旱的气候条件是荒漠化产生的基础，是前提，没有干旱的气候就没有荒漠化。
宁夏沙坡头
应当看到的是，尽管近些年我国北方局部地区的气候虽有一定幅度的变化，例如华北局部地区的降水呈减少趋势，而西北多数地区的降水却有一定幅度的增加。但就变化的幅度而言尚不足以直接导致荒漠化的扩展，其证据是即使在同一气候影响下只是那些人为活动干扰强烈的地方才出现了退化或严重退化，而人为活动干扰少或没有人为干扰的地方很少出现退化情况，而人为干预如采取植被恢复措施的地方，荒漠化呈现减少的态势。因此，就目前的情况而言，导致我国荒漠化扩展的主要原因应该是在干旱气候背景下不合理的人为活动，而积极的人为干预则导致荒漠化减少。
荒漠生态系统的作用
荒漠和荒漠化，在人类语言中，显然不是一个褒义词。的确，无论是在地球上的任何一个角落，荒漠总是与荒凉、风沙、贫瘠、干旱等联系在一起，而很少能有人联想到绿色和生机。然而，也许人们很少能想到，荒漠是全球大量资源的贮藏地，是人类三分之一食物和二分之一牧产品的来源地。荒漠地区蕴藏着天然特有品种和品质的经济植物、动物和药材，是地球生态系统中一个独特的子系统。由荒漠地区各类生物和环境构成的陆地荒漠生态系统，在保障着全球41.3%陆地面积和20亿人口生存的同时，还为人类保存了许多特有植物、动物和微生物，为人类提供了独有的丰富奇异的自然景观。荒漠生态系统，既是全球生态系统的脆弱带，同时也是不可或缺的生态类型。
天然胡杨林-沙漠卫士 阿布力托姆 摄
荒漠生态系统主要分布在地球的干旱半干旱地区，气候干旱、降水稀少、植被稀少，生态系统结构脆弱，极易受外界环境影响。土地荒漠化是由气候变化、人类活动或两者共同作用所引起的。土地荒漠化是荒漠生态系统退化的主要指针，长期以来，人们盲目扩大耕地面积、过度放牧和滥采滥挖，加剧了土地荒漠化趋势，已经成为制约人类生存发展的一大心腹之患。我国是世界上荒漠面积大、荒漠化危害严重的国家之一，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荒漠化防治工作，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取得了明显效果，近年来我国荒漠化和沙化土地实现了持续净减少，荒漠化和沙化势头整体上得到了初步遏制，但局部地区仍在扩展，荒漠化防治的任务仍然非常艰巨，治理难度越来越大，导致荒漠化扩展的各种人为因素依然存在，防治工作仍然面临巨大挑战。我国三分之一的国土面积受荒漠化的困扰，4亿人口直接或间接遭受荒漠化的危害，因此，必须下大力气，采取科学的方法和措施，防止土地荒漠化，保护和改善荒漠生态系统，不断改善和提高荒漠生态系统的功能，促进经济发展，增加农牧民收入，最终实现荒漠化地区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绿色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