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5月12日，星期二下午，41岁的上海市民康柏华决定结束自己的生命，在位于陆家嘴的家中自缢身亡。
就在一个月前，康柏华与弟弟合伙凑了3万多，以每股293.35元的价格买入延中实业107股，其中康柏华占73股，弟弟占34股。
不料延中实业股价随后便掉头向下，当月底已跌至每股200元附近。
康柏华担心血本无归，便在4月27日以每股205元的价格清仓。兄弟二人累计亏损9400多元，其中康柏华亏损6449.55元。
之后的半个月时间，康柏华整日闷闷不乐，唉声叹气，最终在5月12日选择了自杀。
电影《股疯》截图
三天后的5月15日，上海各大媒体纷纷报道此事，人们才知道了这位普通股民的故事。
而康柏华也成为媒体口中的“中国股市第一个自杀者”，永远留在了那个并不遥远的时代。
康柏华死后第9天，1992年5月21日，一大早，无数上海市民就将申银、万国、海通三大证券公司围了个水泄不通。
躁动的人群推搡着、叫嚷着，不断向大厅里蠕动。
门口的铁栏杆在经过无数次挤压后已经变形破损，却依然无法阻挡人们的热情，并且还有更多的人正踏铁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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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情景也在位于浦江饭店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演，其拥堵系数有过之而无不及。
因为这一天，是上海证交所全面放开股价的日子。此前一直设有涨跌幅限制，且大部分时间控制在1%以内，最低时曾执行过0.5%的涨跌幅限制。
这些今天看来近乎严苛的政策，是当时人们对新生事物“试试看”心态的真实反应。但经过一年多的试水，股市的威力正在加速显现，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涨跌幅制度限制了股市的活力。
到了1992年春天，邓公南巡讲话传遍全国，各行各业都在摩拳擦掌，决定进行更大胆的尝试，股价的全面放开也就顺理成章。
事实果然没有让人失望，上证指数当天就在616点的基础上实现了翻番。之后几天继续上涨，到25日已经涨到了1420点，形势一片大好，前景一片光明。
数十万股民气氛热烈，上证所大厅成了欢乐的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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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康柏华没有死，没有选择清仓，那么他也会是其中一员，他会亲眼看到延中实业股价逼进1000元，他会发现自己非但没有亏损，反而净赚了5万多。
如果他能再坚持一个月，就一个月。
可惜历史没有如果。股市非但不相信眼泪，就连献血它也不信。
最夸张的是“豫园商城”，这只股票直接从每股面值100元飞到了10009元，涨了100倍，成为中国首支，也是唯一一支突破万元的股票。后来最高时曾到达到13000元。
有意思的是，当豫园商城股价突破万元后，上交所的大屏幕已经无法显示，因为显示屏最多只能显示到千位，人们根本没想到“万位”的情况。
豫园商城的股价注定是要载入史册的，这个纪录至今未被打破，可以用空前绝后来形容。
估计在我有生之年，有两件事情是看不到了，一是中国男足世界杯夺冠，二是万元股价纪录被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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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从这一刻起，中国股市就已经显露出它的魔幻现实主义的色彩。只不过当大多数人都能轻松赚大钱的时候，是没有人在乎真不真实的。
在那一刻，魔幻即现实。Nothing is Impossible.
很遗憾，我没有赶上那个年代。
很庆幸，我没有赶上那个年代。
对于股价放开后的火爆场面，时任上海证交所总经理的尉文渊是有预感的。这个亲手缔造了上交所的男人，对这里倾注了太多的心血。
事后回想起5月21日的景象，尉文渊曾说“一切均在意料之中”。因为“前面那些不恰当的价格管制，压抑了股市的正常表现”。
虽说如此，但每天成千上万的股民涌入上交所大厅，也让原本宽敞高端的浦江饭店不堪重负。
于是尉文渊看上了更靠近市中心、地方更大的上海文化广场，他在这里包下半个足球场大小的空地，改造成了临时交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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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6月1日，尉文渊带领着100多家证券营业部进驻文化广场，开始了露天摆摊儿式的股票交易生涯。
不过，他还是低估了上海人民的热情，据说当天一开门就涌入了4万多人，远超预期，场面一度混乱，各家摊位被挤的七零八落。不得已，只得宣布暂停营业，整顿一周后才恢复正常。
之后的半年时间里，上海文化广场一直是百万股民的日常打卡地，记录了无数个体的喜怒哀乐，见证了无数家庭的悲欢离合，就连尉文渊本人也曾在这里亲自播报股票价格。
直到1992年底，上交所完成系统升级，全面实现电子交易，文化广场作为临时交易所的使命才宣告结束。
不过比起露天交易，“大户室”才是尉文渊最重要的发明之一。
这一创举直接把股民分成了“大户”和“散户”，从而改变了游戏规则，为后来“庄家”的出现作了铺垫，中国股市不可避免的进入了“大鱼吃小鱼”时代。
这一点，估计30年前的尉文渊也没有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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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大户室”，可以简单理解为VIP室。区别于一般散户只能围挤在大厅，通过现场播报和大屏幕了解行情，大户们可以坐在包间里，一边喝茶一边看盘，还有专人提供服务、委托交易。
当然，想成为大户也是有门槛的，先要交一笔服务费，几百到上千不等，相当于普通市民月工资的2-3倍；其次还要有足够多的股票资金，大约是20-30万，之后达到上百万。
大户室最早在上海出现，后来在全国各地证券公司里蔓延，有的还细分出中户室，门槛不一，服务各异。逐渐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大户服务体系。
进出大户室的人也有着明显区别于散户的造型。大哥大是标配，墨镜+金表的组合也是身份的象征，最重要的是钱用麻袋装，一麻袋进一麻袋出，看的人直流口水。
当年，最著名的大户是人称“杨百万”的杨怀定，他被无数散户视为榜样，激励着人们在惊涛骇浪中追逐财富梦想。
关于他的故事，网上多的是，我就不赘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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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上海的股市还可以用火爆来形容，那么1000多公里外的深圳就只能用疯狂来解释了。
90年代初的深圳，虽说还在发育，但却一点也不猥琐，已经开始浪打浪了。
当时，上海和深圳都在筹建全国仅有的两家证券交易所。毫无疑问，谁都想成为载入史册的“中国第一”，双方争分夺秒，暗中较劲。
1990年，眼瞅着上交所在尉文渊的带领下一路推塔前行，即将在12月开门营业。深圳再也坐不住了，时任深圳市委书记的李灏和深交所筹备组负责人禹国刚一合计，决定抢跑。
12月1日当天，赶在上交所开业前半个月，深交所宣布“试开市”。由于这个时候深圳还没有拿到正式批文，所以现场仪式很低调，主要领导也都没有出席，走了个过场就开业了。
直到半年多后的1991年7月3日，获得正式批文的深交所才大大方方补办了一场开业典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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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白讲，两大交易所开业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无论是上海还是深圳，都只有屈指可数的几只股票可交易，再加上大部分人对这种新鲜的投资方式抱着谨慎观望态度，所以市场始终不活跃。
这种情况直到1992年才改变，上交所放开股价限制后引发抢购。紧接着，深交所传来即将在8月份发行新股的消息，上百万人闻风而动，向着深圳进发。
据说，8月9日正式发售前几天，有超过150万人涌入深圳，而用来购买认购表的身份证更是不计其数。
人们提前2-3天就在各发售点大排长龙，手拉手，心贴心，队伍蜿蜒盘旋，人潮绵绵不绝，场面十分壮观，味道一言难尽。
这种金钱与人群急剧混合的阵势，不出事是不可能的。
果然，打砸事件公开上演，集体舞弊暗流涌动，深圳在失控的边缘疯狂试探。直到政府宣布紧急增发50万张认购表，市长亲自发表电视讲话，事态才总算稳定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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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那个夏天的故事，一位名叫吕建新的亲历者事后写了一篇《百万股民“炒”深圳》的文章，阅读量一下子就10万加，从此奠定了自己“股市大V”的身份，成为知名自媒体从业者。
但吕建新更为人知的名字是吕梁，这是他的一个笔名。
几年后，吕梁已经从一个自媒体股评人，变身为叱咤风云的庄家大鳄，在中国股市上演了一幕幕令人叹为观止的资本游戏。
这个时候，大户们经过优胜劣汰已经茁壮成长起来，一部分大户开始组团开黑，也还学会了“资本运作”。吕梁在1998年的成名之战就是和一个大户的联手操盘。
再后来，庄家越来越多，盘子也越来越大。他们学会了联合坐庄，他们懂得了资本运作，他们制造了内幕消息，他们掌握了股价走势。
很多前10年不敢想、后10年不敢干的事，都在那几年发生了。
一个风云际会，日进斗金，道德败坏，功成名就的年代就这样扑面而来。
上海深圳两地的股市热浪，尤其是深圳事件的爆发，很大原因在于当时的人们对于这只资本巨兽缺乏足够了解，也缺少合理引导和有效管理，属于摸着石头过河，大家都在试。
当它突然出现，有人避之不及，有人趋之若鹜。胆大的人赚的盆满钵满，老实的人被挤到一旁，更多人在刺激和激励下大举跟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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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深圳事件两个月后，1992年10月，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先后成立。对全国证券市场进行统一管理，将原本属于两大交易所的上市指标权收归中央。
此时，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被股市的巨大能量所震撼。那么，如何利用这股能量就成了一个很好的问题。
这里介绍一个背景。1992年的时候，改革春风吹满地，人们卯足了劲准备大干一场，但有一个困扰了很久的老大难问题始终没有解决，就是国企改革。
这个事情翻来覆去折腾了好些年，各种药方吃了个遍，可就是治不好、改不动，天天躺在ICU里输着血吊着命，你说头疼不头疼。
恰在此时，股市来了！这玩意能一下子吸引来那么多钱，让老百姓心甘情愿把压箱底的存折都掏出来，还顺手把积压多年的民间高额储蓄问题也给解决掉了，真是厉害！
于是乎，专家学者们纷纷建言献策，可以借股市之力解决国企改革问题。这样不就有钱了么，实力增强了，企业搞活了，改革也就顺利进行下去了。
从此以后，“上市指标”成了一块香饽饽，早几年国企根本看不上的股市，如今也开始排队要名额。
电影《股疯》截图
但新的问题来了。
按理说，股市应该按照奖优罚劣的原则，让那些经营好、有前景的企业获得更多资金扩大生产，让那些经营不善、没有前景的企业被淘汰退出。
现在一切好像反了过来，获得上市资格的反倒是那些陷入困境、无力自救的企业。这还怎么玩？
当然有的玩！
接下来，“题材”、“概念”等新鲜词汇在股市里高频出现，庄家们把各类“壳资源”玩的风生水起，操盘手段五花八门。普通股民还没搞清楚怎么一回事就一股脑跟进，生怕晚了一步。
这些故事都一再告诉我们，永远不要低估人民的智慧，也永远不要高估人类的理智。
除了这些显性因素，还有一种隐性后遗症影响更大，迟迟无法消散。
就是在经过股市一轮轮的疯狂洗礼之后，人们记住的往往只是杨百万、王百万、张百万、李百万…..至于康柏华之辈，则选择性遗忘。这就是所谓“幸存者偏差”。
道理很简单，只有赚了钱的人才会四处声张，只有赚了大钱的人才会被媒体报道，而那些没赚钱的、赔了钱的根本不会被关注，他们自己也恨不得找个地缝藏起来。
结果便是，越来越多的股民开始把股市当作快速致富的捷径，认为自己也可以实现一夜暴富的梦想。
这种想法本身就很危险，但在当时却是一种普遍心态。这种观念持续了很多年，至今还在潜移默化的影响着一批又一批的股民。
劫劫长存，生生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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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股市的最初印象，来源于20多年前看过的一部电影《股疯》。
那个时候根本不懂股市是怎么一回事，也不知道一个售票员怎么就成了“大户”，只把它当作搞笑片来看，跟小伙伴们嘻嘻哈哈一阵也就忘了。
长大后才知道，原来电影里演的都是真的，那些看似无厘头的情节、那些表情夸张的市民，都是那个年代的真实写照。
只不过大团圆的结局有点扯，小时候看得挺开心，现在想来，实在是牵强。
哪有什么皆大欢喜，哪有什么全身而退，大家都是散户，你们不赔谁赔？
电影《股疯》截图
但让人佩服的一点在于，电影的最后一个镜头：
三宝站在南浦大桥上，对巴西来的表叔说到，“在我们上海，做房地产买卖那是大有作为，这真是黄金宝地啊！”
意味深长，振聋发聩。
我要是早20年能看懂就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