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4月8日,一架飞往延安的飞机不幸在山西兴县黑茶山失事坠毁,机上全部人员遇难,无一幸免,其中包括中央重要领导人王若飞同志。
时任中央副主席周恩来听闻后悲痛不已,他悲怆表示:失去了他,好像失掉了一种力量,失去了一种鼓励,失掉了一个好帮手。
对于这场空难,周总理还对身边人说“肯定是有人做了手脚”!
果不其然,50年后一个名为杜吉堂的老人临终前说出真相,46年黑茶山空难是自己用磁铁干的!
那么,王若飞到底有何来历,为何被周总理如此推崇?“四八”空难又有何隐情?
接下来,让我们一一明说:
1944年春,日本侵略者为打通从东北直通越南的大陆交通线,发动了豫湘桂战役。
没曾想,此时日军战斗力已下降太多,国民党数十万大军还是一路败逃,引来了全国人民的抗议和不满,并迫切要求开启多党专政制。
此时国共两党的摩擦开始频繁,我党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及时派出林伯渠、王若飞两人奔赴重庆谈判。
不过在前往重庆前,王若飞两人先是前往西安,同国民党代表张治中、王世杰先后展开了5轮谈判,并达成了17条内容。
飞抵重庆前,毛主席特别指示王若飞二人,要求国民党方承认中共合法地位,承认中共领导的一切抗日部队,并扩编新四军、八路军,及时发放军饷弹药,撤销根据地附近的50万国民党大军。
同年5月17日,林伯渠、王若飞抵达重庆,并将毛主席的提议呈递给张治中二人。可他们发现,国民党方并没有谈判的诚意,对他们的提案各种敷衍。
对此,中央方面将王若飞留在中共南方局,担任重庆工作委员会副书记。
不久后,周恩来、董必武参加中共七大,王若飞更是全面负责南方局的工作。
工作期间,他从来不摆领导架子,反而平易近人、听取别人的意见。他除了做党内同志的思想工作外,还积极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
1945年2月,重庆电力公司员工胡世合遭到国民党特务公然枪杀,引来全国哗然。
对此,王若飞深入群众中,广泛宣传此事,揭露国民党特务的罪行,引来了各界人士的响应。
受各界的指责和群众运动的压力下,蒋介石无奈之下被迫将凶手田凯依法处死,并为胡世合公祭3日。
同年3月,王若飞又利用胡世合惨案借机组织各民主党派座谈会,主张联合建立政府、反对一党独裁,并揭露蒋介石的“假民主”。
在王若飞的努力下,国民党政府被迫放弃召开“国民大会”,并决定迅速召开政治会议,释放政治犯。
可以说,王若飞在南方局的一系列工作,加强了我党在国统区的影响力,也鼓舞和引导群众们的爱国民主运动,为我党在重庆谈判上赢得了主动权。
然而,王若飞早就洞悉蒋介石的“假和谈”阴谋,他在党七大上指出要发展和壮大解放区,发动群众加入到解放运动中,不能靠谈判实现新民主主义之中国。
日本投降后,毛主席为了争取和平,避免祖国大地再遭生灵涂炭,同意蒋介石的“重庆谈判”。
1945年8月,毛主席、周恩来、王若飞三人乘坐专机飞往重庆,当晚参加由蒋介石举办的欢迎宴会。
谈判期间,毛主席和蒋介石只做一般性谈判,具体谈判由周恩来、王若飞负责。
从同年9月4日到9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举行了10次正式谈判,每次谈判时,王若飞都会最先驳回国民党代表的无理言论,他讲话从容不迫、铿锵有力、击中要害,经常使得张治中、邵力子、张群三人尴尬不语。
如我党提出承认中共领导的军队和解放区合法政权,却被张治中认为是持武装向“中央”要地,重蹈“军阀”覆辙。
王若飞当即站出来反对,揭露国民党发动对新四军、敌后根据地进攻的阴谋。
此发言对国民党进行尖锐的批评,使得张治中等人听了后哑口无言,只能看着天花板沉默不言。
此后一个月内,王若飞积极配合周恩来,揭穿蒋介石的“假和平”面具,赢得了谈判的主动权。
经过激烈的谈判,两党双方于10月10日签订《双十协定》,迫使蒋介石承认我党的合法政治地位以及领导的人民军队的地位,并同意召开多党派的政协会议。
就此,43天的重庆谈判结束,毛主席得知后大为高兴,特别表扬了王若飞是不好啃的“硬骨头”!
次日,王若飞将毛主席送回延安,又再次匆匆赶往重庆,就政协会议召开展开了新一轮协商。
却没想,这竟然是王若飞和毛主席的最后一次见面,他也没能再回到延安。
1946年2月,重庆各界人士庆祝政协会议成功召开,可没想国民党特务公然破坏会场,并打伤郭沫若、李公仆、陶行知等几十名爱国民主人士,蒋介石的“假和平”虚伪面具就此揭开。
一时间,全国民众义愤填膺,整个重庆局势紧张万分。
其实,早在《双十协定》签订第3天,蒋介石就暗中派兵“围剿”解放区,但在我军民的全体还击下,国民党军损失惨重,蒋介石只好选择继续谈判,拖延时间。
可不久后,国民党特务又制造了“一二·一”昆明惨案,其反动野心昭然若揭。王若飞第一时间安抚受伤学生,并捐去1万元以表慰问。
这次爱国民主人士被打,更是将蒋介石的“独裁”野心无限放大,而王若飞关于全国停战等提案也受到了阻力。
在危机重重时刻,王若飞决定先回到延安向中央上报国共谈判的最新进展。
同年4月8日,整个重庆阴雨连绵,天空显得十分昏沉,不过王若飞等人不顾上恶劣天气,于上午8时45分乘坐美国运输机C-47。
飞行员兰奇上尉有着3000小时的驾驶经验,他技术精湛,可适应于多种不同天气环境,检查仪表一切正常后,兰奇操控飞机起飞。
飞机上除了中央重要领导人王若飞外,还包括刚被我党营救出狱的新四军军长叶挺一家,以及秦邦宪、邓发、黄齐生、李少华等人,他们无不是中共高层人物、民主人士。
飞机起飞途中,还来到西安中转加油,经过短暂休整后,又于当天11点55分再次起飞奔向延安。
不过在西安之时,王若飞指示给延安发布电报。党中央得知消息后,决定举办隆重的欢迎仪式,下午一时,毛主席、朱德、任弼时等人纷纷赶往东关机场迎候。
当时延安下着濛濛细雨,可依旧打消不了大家的热情,每个人都急盼着飞机早点降落。
下午二时许,空中传来了隐约的轰鸣声,毛主席听闻后脸上露出了笑容,遥望着天空,期待下一秒就能看到飞机。
可没曾想,飞机的轰鸣声由近到远逐步消失了,这让毛主席很是疑惑、焦虑,他不知道飞机出现了什么事情,以为延安有小雨飞机不能降落。
无奈之下,毛主席再次回到王家坪,可他内心充满了不安,在房间内来回踱步,不时凝视着天空,让身边的人询问西安方面C-47是否返航。
当天下午5时,西安方面回电,表示飞机未曾返航。延安方面又多次呼叫、联络飞机,但不管怎么联络,始终没有得到回应,c-47飞机似乎人间蒸发了一样。
毛主席当即下令,发动根据地军民多方寻觅,美国观察组也派出2架飞机,接连3天在延安附近搜索,可始终没有任何发现。
那么,飞机到底飞向哪里了?
直到同年4月11日晚,中央才得到从晋西北发来的急电:山西兴县黑茶山附近发现一架已焚毁的飞机,机上17名人员全部遇难。
原来,山西兴县东南约40公里的黑茶山于同年4月8日下午2时30分左右,传来巨大的轰鸣声,但紧接着又是剧烈的爆炸声。
当时黑茶山正下着雨,山间云雾很大,再加上黑茶山海拔2400多米,人烟稀少、罕有人至,村民就算听到爆炸声也没敢上山查看。
直到次日早上,老乡上山砍柴时,这才发现满地苍夷的遇难现场,连忙向村长李文堂汇报。
李文堂听闻后,立马带着民兵一探究竟。只见飞机残骸主体斜躺在巨石旁,螺旋桨已折断,周围遍地是烧灼的痕迹,四周散落着机体碎片和遇难者遗体、遗物。
因搞不清是敌是友,李文堂只能派人前往兴县行政公署报告,并于当晚召开会议,决定次日派人将遇难者遗体埋葬。
不过会议刚结束,区大队长刘富赶来,称有一架飞机失事,上面乘坐着我党重要领导人和高级将领。
此言一出,大家立马联想到黑茶山失事的飞机,决定次日一早上山再探究竟。
在区大队长刘富的带领下,一行人再次赶往失事现场,并从未毁坏的遗物中发现秦邦宪、黄齐生私章以及一份登记名单,正式确认王若飞等人乘坐的C-47已失事。
很快,晋绥公安总局谭政文抵达现场,他对照名单和遗体核对,找出了王若飞、秦邦宪、叶挺等人遗体,并将此事上报中央。
同年4月11日晚10点,新华社发布了“四八”空难消息,并将空难原因归于 “飞机迷失道路,遇雾撞山焚毁。
在王若飞等人返回延安当天,周恩来停止了一切活动,坐在办公室内等待延安方面的平安电报。
他努力让自己静下心来观阅文件,可心神不宁的他怎么也看不进去,文件拿起又放下,放下又拿起,索性在办公室内来回踱步。
此时,王若飞的妻子李佩芝也走了进来,表情上也透露着不安、焦虑、紧张。
周恩来见状,看了看手表,说还没到,快了,你就别走了,我们一起等电报。
谁知,他们左等右等也没得到延安方面的消息,直到3天后才等到飞机失事的电报。
周恩来得知王若飞等人遭遇空难牺牲,当场痛哭起来,他饱含热泪,深情地对身边人说,在王若飞的身上,永远闪耀着中国共产党的光辉!
其实,王若飞计划返回延安前,和周恩来说的最后一句话就是“一切要为人民打算”,而这也成为他对自己一生最正确的总结,也是他人生的座右铭。
确实,王若飞的一生是共产党人不畏艰险、甘于为民的真实写照。
他于1896年出生于贵州安顺的地主家庭,五四运动后,他满怀着对祖国未来的思考决定前往法国留学,以饱满的热情追求革命真理。
1922年6月,王若飞和周恩来等人在巴黎建立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和中共旅欧支部,领导当地的华工组织,展开革命教育,为我党培养了一批优秀骨干。
四年后,王若飞前往上海,担任中央秘书长,参与日常工作处理。
他做事富有激情、事无巨细,每次开会前后都会做好保密工作。
在他的领导和发动下,上海革命形势进入高潮,壮大了我党在工人阶级的影响力。
后来,他又作为代表前往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并被任命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直到1931年才回国,担任西北特委特派员,领导西北地区的革命活动,号召群众们积极展开武装斗争,反对反动当局的压迫。
但谁知,正当他满怀信心发动农民革命之时,却被叛徒出卖,被关押在牢狱中6年之久。
1931年11月,王若飞前往绥远农村一带展开革命工作,夜晚住宿在一间客栈内。
他刚准备休息,国民党当局就破门而入。王若飞来不及逃走,只能将身上携带的核心秘密文件吞到肚子里。
国民党为了迫使他说出我党的秘密,对其进行了酷刑折磨,可王若飞宁死不屈,严守党的秘密,坚决同敌人作斗争。
傅作义得知后不由得赞叹,王若飞在刑场上竟面色不变,态度自若,人才都出自共产党内呀!
傅随即产生了拉拢人才的想法,表示只要王若飞留在绥远干事,那就立马释放。
可王若飞得知后再次拒绝,并表示已做好赴死的准备。
不仅如此,他还给傅作义写下万余字的“抗日救国意见书”,希望其能够高举抗日大旗。
王若飞的种种爱国举动,对傅影响深远,他经常和王若飞探讨时局。
狱中的生活十分艰辛,可王若飞苦中作乐,他阅读了大量古今中外名著,撰写了多篇励志文章,还写下“为谋解放头可断,留得清白在人间”的座右铭。
1936年7月,王若飞被押到太原陆军监狱,期间薄一波带着党的关怀和嘱托前来探望,王若飞得知后,主动要求组织对自己审查。
经过组织的营救,王若飞于“七七事变”爆发前夕成功恢复自由,次月抵达延安,担任陕甘宁边区宣传部长、统战部长。
全面抗战期间,王若飞主要从事统战方面的工作,他根据时局变化和深入调查,写下了诸多针砭时弊的社论,并积极参与制定我党在统一战线上的方针,后来更是成了周恩来的搭档,深入国统区和蒋介石集团舌战群儒。
也正是他在革命事业上的舍己为人、舍生为民,周恩来得知其牺牲后悲痛不已,他对身边工作人员称,“四八”空难必有阴谋。
而后,中共中央举办隆重追悼会的同时,也对“四八”空难的原因展开了具体调查。
谭政文机要秘书顾逸之根据现场侦查情况,写明了详细报告,并进行3点分析:
首先,飞机的确是撞击黑茶山后而产生爆炸的;其次当时黑茶山的天气不是太好,浓云密布、雨雪交加,飞行员可能因能见度低而撞山失事;最后,从现场来看,此事故不存在人为制造爆炸的迹象。
不过顾逸之从飞机残骸中找到一封关于“迷失方向”的电报稿,可见飞行员当时已意识到飞机已迷航。
顾逸之称,西安飞往延安是朝北飞行,可黑茶山在黄河以东,飞机怎么离奇飞到东北方向了?
再者说,当时沿途虽然下着小雨,可天气并不恶劣,而驾驶的飞机C-47在二战中作用巨大,被称为当时最好的运输机,驾驶员又是经验老道的飞虎队成员兰奇上尉,不应该会出现这一低级错误。
最让顾逸之好奇的是,黑茶山海拔为2400多米,飞机正常行驶高度为6000米,就算受云雾干扰,飞机从西安错飞到了山西兴县,又怎么突然飞到2400米以下的高度?
飞机高度异常且明显的下降,难道驾驶经验丰富的兰奇上尉没有任何察觉?
新中国后,周恩来再次谈及“四八”空难时,认为这架飞机必定被国民党特务动了手脚,机上乘客全是我党的重要人物。
再加上当时和谈几近“崩溃”,以蒋介石“排除异己”的雷霆手段,让特务在飞机上做手脚并不难。
可当时周恩来尽管有所怀疑,但因只是主观性推断,没有任何证据,再加上全面内战还没打响,没办法向国民党提出质疑,不然会被蒋介石扣上破坏和平的幌子,不利于我党的和平斗争。
因而“四八”空难后,周总理为了继续防止国民党方面的破坏工作,向国民党方面提出我党高级干部乘坐飞机必有国民党将军陪同,果然这之后就再也没空难事件。
“四八”空难的具体原因如何,在很长时间内都是一个谜,各种猜想都有。
直到1996年,曾参与密谋的军统特务杜吉堂临死前说明真相,才让时隔50年的飞机失事一案水落石出。
早在1946年3月时,军统特务头目“戴老板”戴笠乘坐飞机失事,这一消息在军统内部引来了轩然大波,他们对于这起空难事件也有了诸多猜测,一些特务认为戴笠之死是我党下手,进而时刻伺机寻找机会报复我党。
王若飞、秦邦宪、邓发等中共重要领导人即将飞往延安的消息很快就被国民党空军调度科科长王平虎知晓,此人是军统特务安插在空军系统的眼线。
他得知后,深感自己立功的机会来了,立马通知远在南京的军统头目毛人凤。
毛人凤是戴笠一手提拔的,对戴笠一直很是感激。再加上他刚接任军统一把手,正所谓新官上任三把火,他急需立功以示能力。
当时国共两党谈判进入僵局,而国民党正需要一个契机破坏和谈氛围。毛人凤机敏的认为,可以从这些人身上做手脚,制造事端。
为了此事一举成功,毛人凤找到了中美特别合作所特工队队长杜吉堂,让他负责此次暗杀行动。
杜吉堂得知后,并没有太激动,虽说他暗杀经验老道,曾出色完成多个暗杀任务。
但此次行动明显更为特殊,一旦被外界曝光,蒋介石必会为了平息舆论拿他开刀。
因此,他认为不能靠简单的暗杀解决问题,随即连夜召集了一众骨干,和其商量该如何使行动万无一失不被察觉。
就这样,大家七嘴八舌的讨论起来,有人提议派特务潜伏在飞机后舱内,有人认为直接在飞机上安放定时炸弹……
杜吉堂摇摇头,此飞机是由美国飞行员执飞,就算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直接得罪美军飞行员,一旦事情败露,别说他,恐怕毛人凤位置都要不保。
更何况,美飞行员执飞前也会例行检查,一旦查出,那不就直接曝光军统龌龊行为了?
就在此时,一个名为杨耀武的特务表示,飞机航向和高度系统是“敏感”神经,很容易受破坏,只要用简单方式就可让飞机仪表失灵,从而致使飞机迷航、坠机,且解放区军警也查不出问题所在。
杜吉堂听了后兴奋不已,当即拍板表示就按此计划办。他随即打电话给王平虎,让其在飞机飞行前例行检查时安插特务做手脚。
就这样,1946年4月8日上午7时,特务杨耀武在王平虎的掩护下混进检修人员队伍,并快速来到飞机内。
杨耀武来到飞机上后,快速跑到驾驶舱,将提前准备好的磁铁放在高度表、磁罗表反面,然后再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离开。
飞机起飞后,美国飞行员察觉到了一些异常,但并没有太在意,毕竟距离不是太远。
可飞机从西安加油起飞后,受到磁铁的强烈干扰,飞机高度表、磁罗表开始出现问题。
待到飞机即将抵达延安,也就是甘泉上空时,飞机高度表、磁罗表完全失灵,飞机就此迷航,高度也在不断下降,开始一路向东出发,一直飞到了山西兴县。
此时的黑茶山山上正下着大雪,到处是白茫茫一片,再加上当时云雾较浓,原本飞行高度在6000米以上的飞机,在飞行员浑然不知情况下,直接撞上了黑茶山,酿造了这一惨案。
案件成功后,杜吉堂因立下大功被毛人凤特别奖赏100大洋。
待到国民党撤离大陆时,杜吉堂也被毛人凤特意带到台湾。
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杜吉堂晚年内心饱受良知的谴责,他自认为正是自己作恶多端才身患癌症,内心深表不安。
临终前,他将自己主导的“四八”空难事件一事告诉儿女,就此事情真相大白。
不过杜吉堂的“临终坦白”是10年后媒体转发的,至于信息来源是否准确,仍引来了一群人质疑和猜测。
“四八”空难的牺牲者秦邦宪之子秦铁读了这篇文章后,认为其中漏洞百出,可信度不高,进而前去寻求原始出处和杜吉堂的后代。
可他通过各种关系和人脉,都没有找到“杜吉堂”这个人,似乎此人是凭空出现的。
秦铁认为,所谓王若飞前往延安的信息是公开的,不需要通过军统刺探情报,从这一点就可分析“磁铁干扰论”纯属杜撰,可能有人针对周恩来、叶挺之子叶正大的分析,人为借军统特务之名编造的“闹剧”。
不过2007年时,又有一个新的版本出现,有国民党特务发文表示,蒋介石曾下令让他趁着飞机在西安加油时,特意添加非燃料油替代燃油,这种油比重大,会沉于底部。
当飞机燃油耗完后,飞机仪表仍显示燃油足量,以至于飞机因燃油耗尽坠毁。当然,这种说法也属于“无稽之谈”。
“四八”空难归于意外还是人祸,直到今天依旧争论不止,各方说法都难有确凿的证据。
不过王若飞等烈士惨死是真,带给我党的损失之大是真。
他们未完成的革命事业,已由后人实现,看到今天的繁花似锦,不知英烈们泉下有知是否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