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供需方面，亚洲板块是当前全球人口最稠密区域，具备最高的人口红利条件；非洲经济体人口规模保持高速增长，未来劳动力供给和市场需求充满想象空间。东南亚是我国华侨华人最主要的分布区域，为深化我国与东南亚经贸往来奠定了坚实基础。
对外开放水平方面，亚洲经济体营商环境、政务透明度等持续改善，新加坡、越南、马来西亚、菲律宾等东南亚经济体对外商直接投资吸引力有效提高。新加坡、卢森堡、阿联酋、萨摩亚作为“一带一路”沿线金融中心，在我国对外双向直接投资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基建发展空间方面，疫后沿线基建环境、热度、需求逐渐恢复，但成本有所升高。印尼、越南、马来西亚、菲律宾等东南亚经济体的综合基建指数表现最佳，具备较多项目合作机会。
矿产资源禀赋方面，沙特、南非、刚果金、智利、秘鲁、印尼等经济体具有丰富的能源及金属矿产储量，具有广阔共商共建共享空间。
ESG综合评价方面，安哥拉、刚果金等非洲经济体在发展水电等可再生能源结构方面颇具后发优势。我国与菲律宾、孟加拉国、巴基斯坦等粮食安全问题突出的亚洲经济体在农业方面合作渐深。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正在成为我国参与全球开放合作、改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促进全球共同发展繁荣、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新时代对外开放格局下，“一带一路”沿线市场合作空间广阔，多领域投资机遇不断涌现。
本篇将尝试从宏观经济增长、人口供需动力、对外开放环境、基建发展空间、矿产资源禀赋、ESG综合评价等角度出发，对各大板块支点经济体的投资发展潜力进行综合评测，为中国企业“走出去”以及金融支持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有益参考。
在全球经济增速整体放缓的背景下，亚洲支点经济体表现出较强劲的增长韧性。从GDP增速和人均GDP增速来看，2017—2021年，位于亚洲的孟加拉国、越南、土耳其、巴基斯坦、印尼、菲律宾、哈萨克斯坦和位于非洲的刚果金GDP年均增速高于全球GDP年均2.7%的增速；位于亚洲的孟加拉国、越南、土耳其、新加坡、印尼、巴基斯坦、韩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位于欧洲的白俄罗斯人均GDP年均增速高于全球人均GDP年均1.4%的增速。其中，孟加拉国和越南表现最为亮眼，依赖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业发展在全球产业链重构过程中谋得一席之地，分别实现GDP年均6.4%和5.4%的增速，人均GDP年均5.2%和4.5%的增速。
孟加拉国GDP在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前的10年里实现年均11%的增长，属于亚洲经济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之一，年均增速超过印度、印尼、越南、菲律宾等亚洲高增长经济体。即使全球经济在新冠疫情期间萎缩，孟加拉国经济指标也保持上升趋势。2015年，孟加拉国被世界银行从“低收入经济体”划入“中低收入经济体”之列；2020年，孟加拉国人均GDP超越邻国印度，联合国批准了孟加拉国从“最不发达经济体”毕业的提案。现任孟加拉国财政部部长马尔表示
越南2022年GDP增长8%，创下1998年以来最高纪录，人均GDP在30年间翻了4倍。东南亚板块正在成为全球增长引擎，越南又是其中的佼佼者。越南计划投资部在国家发展规划草案中预测
2023年1月发布的世界银行《全球经济展望》报告认为，疫后东南亚经济复苏态势相对好于全球其他地区，预测东南亚经济增长在2023年或受主要出口目的地的需求疲软影响而小幅放缓，但在2024年将迎来新的拉升。其中越南、菲律宾、印尼是最主要的增长动力来源。IMF《全球经济增长展望》报告同样认为，东南亚区域经济增速将领涨全球，是疫后经济复苏最具潜力的区域之一。
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全球金融条件收紧等国际因素对出口依赖度较高的经济体造成一定扰动。从贸易结构来看，支点经济体大多仍以货物贸易为主，服务贸易扩张相对缓慢。其中，卢森堡、萨摩亚、新加坡等经济体受金融服务业规模支撑，服务贸易占比相对较高。从进出口差额来看，乌克兰冲突等地缘局势变化将国际能源安全的重要性推到新高度，以能源出口为主要外贸支柱的经济体，如俄罗斯、沙特、阿联酋、伊拉克等，大多从能源需求和价格上涨中获益，取得贸易顺差；新冠疫情导致的产业链供应链波动对以制造业出口为主要外贸支柱、能源高度依赖进口的经济体，如巴基斯坦、孟加拉国、菲律宾等造成冲击，录得贸易逆差。
全球化趋势放缓、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全球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三链”重构使双边或区域内的小范围经贸协作成为主流。2022年1月1日，RCEP协定对我国正式生效。作为当今世界覆盖人口数量最多、成员结构最多元、发展潜力最大的自由贸易区，RCEP协定进一步深化了我国与东盟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投资合作，为拉动区域经济发展提供新动力。同时，我国也在积极推动与CPTPP协定的对接，持续扩大经贸“朋友圈”。
在各方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共同努力下，我国与东北亚、东南亚经济体的贸易联系越来越紧密，与韩国、越南、马来西亚、俄罗斯、泰国、印尼、菲律宾等亚洲经济体的进出口总额显著高于其他板块。从进出口差额来看，我国对主要能源矿产来源经济体，如马来西亚（石油）、俄罗斯（石油）、沙特（石油）、智利（铜）、南非（金、铬）、伊拉克（石油）、秘鲁（银、铜）、安哥拉（石油）等，在2017—2021年期间呈贸易逆差；对我国制造业商品需求量较大或承接我国制造业价值链重构升级的经济体，如越南、新加坡、泰国、菲律宾、意大利、阿联酋、巴基斯坦、孟加拉国等，在2017—2021年期间呈贸易顺差。
支点经济体分布在工业化、现代化进程的不同阶段，产业结构表现不一。卢森堡、新西兰、意大利、新加坡等相对发达经济体，已经基本形成相对稳定的第三产业支柱型经济结构。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较高的支点经济体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围绕石油经济形成大规模重工业的经济体，如伊拉克、安哥拉、沙特、阿联酋等；另一类是则是依靠商品制造业发展轻工业、高技术产业的经济体，如马来西亚、越南、泰国、韩国、孟加拉国等。此外，巴基斯坦和刚果金的农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超过15%，仍处于工业化进程的初步探索阶段。
全球制造业热力中心汇集在亚洲板块。我国作为目前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当中全部41个工业门类的经济体，形成了独立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拥有最具韧性的产业链。我国发挥扎实的体系基础，主动推进制造业结构向中高端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升级转型。同时，带动东南亚等“一带一路”沿线经济体共同重塑“三链”，引领由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主导的新时代全球化
人口的规模和增长将影响各地区、各经济体在全球经济版图中的定位。2022年11月15日发布的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22》报告显示，全球人口总数正式突破80亿人，过去五年间全球年均人口增长率约1%，各板块人口特征逐渐两极化。
一是以意大利为代表的欧洲板块老龄化最为严重。意大利统计局数据表示，2022年意大利人口总数已降至5900万以下。自2015年起，意大利人口进入持续负增长，年均增长率为-0.4%。同时，在老龄化速度远高于欧盟其他国家的情况下，意大利国内产业开始向海外转移，劳动力市场供需愈发脆弱。欧盟提示意大利或将面临生产力下降、创新力不足、福利支出扩大等问题。
二是全球人口总数和密度最高的经济体主要集中在亚洲板块，如印尼、巴基斯坦、孟加拉国、菲律宾等，均为人口总数过亿的经济体。尽管南亚、东南亚人口增长率均出现放缓趋势，但仍在正增长区间，人口红利为本区域发展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提供了基本条件，是制造业招商引资的重要资源。越南统计局预计越南将于2023年迈入1亿人口大关，成为全球第15个人口过亿的经济体，并将这一数据称为“值得骄傲的里程碑”。未来随着南亚、东南亚人口规模进一步扩大、经济发展提速、国民收入迈向中等偏上甚至高收入经济体行列，消费支出也将进一步提升，可预期的市场需求潜力较大。
三是非洲经济体的人口规模和密度均稍逊于亚洲经济体，但人口增长率普遍在3%以上，是全球增长率最高的板块。一方面，极具发展潜力的非洲人口将在中长期成为全球劳动力供给的重要组成部分，非洲市场需求也有巨大想象空间。另一方面，现阶段非洲工业化程度偏低导致人均劳动生产效率相对低下。非洲如何改善教育、卫生、性别比水平以收获人口红利、突破贫困桎梏仍面临严峻挑战。盖茨基金会2018年《目标守卫者》报告预测，到2050年，全球86%的极端贫困人口都将居住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包括安哥拉、刚果金等“一带一路”支点经济体。
经济体之间的人口流动不仅将改变劳动力和市场资源的配置，同时还作为人文纽带影响彼此经贸往来。根据国际移民组织在《世界移民报告2022》
东南亚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枢纽，是海外华侨华人数量最多的区域。2018年，海外华侨华人的数量约为5800万人，其中69%集中在东南亚；祖籍地来自福建省和广东省的侨胞分别占26%和42%，职业结构以工匠、商贩为主，在当地私营经济活动中占据优势地位
改革开放以来，东北亚板块的韩国受朝鲜族民族亲缘、语言文化相通的优势带动，华侨华人数量迅速攀升。欧洲板块上意大利的华侨华人则主要来自从事服饰鞋履、中餐餐饮、零售批发等行业的浙江省侨胞
对外开放是经济体对接全球资源、参与国际分工的重要途径。在逆全球化暗流涌动的环境下，世界开放程度进入秩序重塑期。根据中国社科院编制的《世界开放报告2022》，不少发达经济体开放指数呈下降趋势，压低了全球开放势头；而“一带一路”共建经济体的对外开放程度呈现持续扩大趋势。其中亚洲板块支点经济体的对外开放情况改善最显著，尤以韩国和越南实现的跃升幅度最大，分别上升29名至第12名、上升23名至64名。
韩国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通过分阶段推进对外开放，实现了经济的快速腾飞。首先，在经过短暂进口替代时期实现基本生活品自给后，于1960年代开始坚定推行“出口导向”的工业化经济战略，通过货币贬值、税收优惠、贷款优惠、建立出口工业园区及海外销售网络等促进出口。其次，在1980年代完成了原始积累后进一步推进贸易和金融自由化改革，包括消除关税壁垒对国内商品和市场的政策保护，提升国内产业竞争力；放宽金融市场准入限制、推进汇率自由化和资本项目开放等。最后，在1998年金融危机接受IMF援助之后，韩国发起了“IMF+”方案，实行超越IMF要求范围的彻底改革，包括全面开放金融市场、向外国投资者出售陷于困境的机构、取消外汇管制、外国直接投资自由化。同时，韩国政治体系透明度也得到提升，形成了相对成熟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奠定了金融危机后至今的高水平对外开放基础。
越南于1986年越共六大后正式迎来对外开放的转折点，重修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路线：从以国有化为主的“苏联模式”转向私有化改革，并鼓励外商直接投资，在优先发展工业的同时实现了农业自给。1995年，越南加入东盟，迈出参与区域化的第一步。随后在2007年加入WTO后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营商环境和私营部门竞争力均得到快速发展。以外向型出口经济为开放核心的策略培育了稳健的国内基本面，为实现了此后十余年的高速增长奠定了基础。疫后也率先东南亚经济体重启经济开放大门，领先复苏步伐。资本市场和外汇市场的对外开放进程相对偏稳健保守。
中国自1978年党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四十五年以来，我国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取得长足进展：积极加入WTO、RCEP等国际贸易协定，坚定维护多边贸易体系；不断放宽市场准入，落实“负面清单”管理办法。中国大陆开放指数和营商环境排名均有大幅提升，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规模更稳居全球第二位，成为推动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力量。
“一带一路”倡议沿线由发展中经济体为主要组成部分，金融市场软硬件条件均具有广阔成长空间。
金融基础设施方面，商业银行是金融市场的主要参与者，分支机构和ATM建设情况可以作为金融系统建设的初步参考指标，排在末位的支点经济体包括白俄罗斯、刚果金、越南等。白俄罗斯金融体系发展水平较低，实行两级银行制，商业银行的国有和计划色彩较重，通过设立分支获取市场业务的动力较弱。此外，白俄罗斯外汇和资本管制力度较高，相对独立于国际金融体系。刚果金、伊拉克等相对欠发达经济体的金融体系尚在发展初级阶段，商业银行分支和ATM机的配备程度都较低。越南、菲律宾等东南亚经济体的面向中小企业和个人基础贷款、汇款业务市场实际由当地连锁当铺主导，商业银行的市场占有率相对较低，因此在分支机构和ATM及配备方面稍逊于全球平均水平。
金融科技水平方面，电子政务、移动支付账户、非现金支付结构等指标情况可侧面反映金融科技的应用水平。韩国、新西兰、新加坡等高收入经济体的电子政务，包括线上服务、电信基础设施、电信科技人力资本等项目的综合发展情况都相对领先于其他经济体，且移动支付账户持有比例也排在前列。阿联酋、沙特等经济体的电子政务发展虽然也处于相对高水平，但移动支付账户持有比例偏低也与当地市场保守理念导致对新兴技术应用的接受度和普及度有限相关。非现金支付结构则受各经济体金融系统便利度和居民支付习惯影响，目前大多都以信用支付形式为主，也在大力探索数字货币相关场景的应用。
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程度方面，以资本账户开放指数作为主要参考依据，新西兰、新加坡、韩国、阿联酋、意大利、秘鲁等支点经济体的资本账户开放度已至全球最前列。其中，新加坡、韩国的上市公司总规模较大、占GDP比重也基本达到100%以上，可见二者作为亚洲相对发达的资本市场与世界共享经济成果的程度较高。此外，南非约翰内斯堡交易所是非洲最大的股票市场，拥有非洲三分之一的上市公司和三分之二的市值，占GDP比重高达280%，未来资本账户开放仍有较大空间。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以非金融类为主，非金融类投资和金融类投资占总投资比重分别为85%和15%。其中对“一带一路”沿线的直接投资尤其以基建项目、实体产业等非金融标的为主要投资对象，金融类投资所占比重更低。考虑到“一带一路”经济体金融体系发展程度差异较大，未来我国除了实业对外投资，在金融对外投资，特别是金融科技等领域有巨大发展空间。
离岸金融中心方面，以新加坡、卢森堡、阿联酋、萨摩亚四个双向投资总额较高的支点经济体为主要考察对象。根据2023年3月发布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FIC）》第33期报告，新加坡排在全球金融中心第三位，仅次于美国纽约和英国伦敦，年均直接投资净流入约1000亿美元。我国与新加坡的双向投资流量均较高，非金融类和金融类投资兼具。新加坡既是我国第一大外资来源地，也是我国“走出去”企业赴境外上市或搭建对外投资框架的主要注册经济体之一。卢森堡是我国在欧洲的最主要投资往来伙伴，是我国对欧洲资本市场等金融类、商业地产等非金融类投资的主要支点。阿联酋则通过极具税收竞争力的自由贸易区大幅改善营商环境
基础设施建设是实现“一带一路”共建经济体“互联互通”的重要基石，是我国与沿线经济体的优先合作领域。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商会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编制的“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发展指数显示，2022年“一带一路”沿线基建的综合、环境、需求、热度指数均向疫情前水平修复，但成本指数进一步下行，说明建设过程中的经营成本和融资成本均较疫情之前大幅提高。我国对外承包工程主要集中在亚洲，工程合同额和营业额规模最高的经济体包括印尼、沙特、巴基斯坦、马来西亚、孟加拉国等。银行类金融机构可关注相关支点经济体基建领域的项目放款机会，并依照“本币优先”原则，重点拓展跨境、境外人民币融资业务。
新加坡、韩国等发展程度较高的经济体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已排在全球前列。其中，韩国的数字基建水平领先全球，疫后还推出了“韩版新政”规划挖掘新时代“数字”和“绿色”经济发展动力，打造数字大坝、智能政府、智能医疗、绿色智能学校等重点课题。但考虑到国土面积较小、人口总数及增速限制以及相关产业的竞合关系，未来与我国基建合作空间相对有限。
东南亚发展中经济体则具有更高的基建合作前景。环境方面，新加坡、越南、马来西亚的政治经济、营商及行业环境具有相对优势。需求方面，印尼的基建需求排在“一带一路”沿线经济体首位。印尼政府高度重视基建，其“全球海洋支点”构想和《2020—2024 年国家中期发展计划》 明确把基础设施建设作为优先发展目标，规划资金达 4500 亿美元，其中 42%将通过与国内外私营资本合作融资。热度方面，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的基建热度也排在“一带一路”沿线经济体的前列。其中越南更关注绿色可持续增长，出台了《2021年至2030年面向2050年绿色增长国家战略》以制定目标和任务；菲律宾的“大建特建”“多建好建”等规划侧重路桥港口建设；马来西亚则以电力改革和数字网络建设为新的增长点，推出《马来西亚电力改革2.0计划》调整能源结构，还设计了《马来西亚数字经济蓝图》，期望通过“MyDigital计划”使马来西亚转变为数字驱动的高收入国家和数字经济区域领导者。成本方面，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在经营生产所需原材料、劳动力、许可证等生产经营和项目资金借贷等基建成本支出相对低于其他沿线经济体。
西亚板块上，阿联酋基建发展规划起步较早，综合基建水平已经相对发达，高于沙特。同时，阿联酋的国土面积和人口规模均小于沙特，所以基建总需求也不及沙特，未来我国与阿联酋的基建合作空间将主要集中在设施维护更新、城市交通、绿色经济等方面。沙特作为西亚最大的产油经济体，是海合会和阿盟的最核心成员，依赖石油经济积累了雄厚的国家财政实力，但也受困于相对单一的经济结构。2016年沙特推出“2030愿景”，旨在通过发展多元经济，将沙特打造成阿拉伯与伊斯兰世界的核心、全球投资强国、连接亚欧非三大洲的世界枢纽。其中，基础设施建设是重要一环。2022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出访沙特时，中沙双方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沙特阿拉伯王国政府关于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2030愿景”对接实施方案》，沙特铁路港口、油气管道、清洁能源、数字基建等主题将成为我国下一阶段在沙特拓展基础建设项目的重要领域。
位于南亚板块的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整体基建水平相对滞后于其他支点经济体，基建热度和需求度方面尤以巴基斯坦更为突出。巴基斯坦基础设施相对薄弱，成为制约其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尤其是老化而不稳定的电力系统时常导致大片区电网崩溃。为使基建配套形成对经济增长的支撑，巴基斯坦推出了《基础设施三年发展计划（PSDP PLUS）》，计划投资约336亿美元，重点建设电力网络、交通运输、水利资源等53个产业项目，并鼓励外资合作共建。未来我国可在巩固电力、交通等基建合作的基础上，拓展通讯网络等高新技术领域的合作，持续推进中巴经济走廊的共商共建。
随新材料、新能源、信息技术、航空航天、国防军工等战略性新兴行业加速发展，对产业发展具有不可替代作用的关键性矿产资源逐渐成为主导世界未来发展方向的核心要素之一。联合国环境保护署（UNEP）《未来持续技术用关键金属及其循环回收潜力》报告从可持续发展技术出发将铟、锗、钽、铂族金属、碲、钴、锂、镓、稀土金属等16个品种以及其他“高技术金属”归为“绿色稀有金属”。中国自然资源部发布的《全国矿产资源规划（2016-2020）》将能源矿产石油、天然气、页岩气、煤炭、煤层气、铀；金属矿产铁、铬、铜、铝、金、镍、钨、锡、钼、锑、钴、锂、稀土、锆；非金属矿产磷、钾盐、晶质石墨、萤石共24项资源列为战略性矿产。
石油主宰了二十世纪的世界发展史，至今仍然是最主要的能源品种。俄罗斯、沙特、伊拉克等支点经济体是全球石油市场的主要出口者，对国际能源市场的价格稳定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我国作为全球主要石油消费经济体，从包括沙特和伊拉克在内的阿盟经济体以及俄罗斯、安哥拉、马来西亚等支点供给方进口的石油约占我国石油进口总规模的85%。2022年12月，习近平主席出访沙特，参加三环峰会，中沙、中海、中阿在能源贸易、基础设施建设、产能合作、货币金融等方面交换合作意愿、达成合作项目。2023年3月，中国又协助沙特和伊朗恢复外交关系，为西亚局势和平稳定做出卓越贡献。这一系列安排不仅对保障国际能源安全起到积极作用，同时也为人民币加入石油计价结算的国际化进程铺垫了道路。
“一带一路”沿线经济体总面积辽阔，物产资源富饶，尤其是各大支点经济体拥有较高的储量和产能。众多资源型经济体对矿产资源出口的依赖度也较高，刚果金、智利、秘鲁、南非、哈萨克斯坦等金属矿石出口占各自GDP比重均在10%以上。具体而言，刚果金是钴的最主要储地，产量占全球的近70%；智利、秘鲁拥有最丰富且易开采的铜矿资源；南非的黄金、铬矿、锰矿等资源储量和产量都显著高于全球其他经济体；印尼是全球最大的镍矿储地和产地，产量占全球的近50%。
由于关键性资源的分布不均衡、不可再生、全球稀缺、难以替代等多重属性，各经济体都无法做到完全自给自足。尽管中国的矿产资源储量总体较为丰富，但工业高速发展使我国矿产需求缺口持续扩大，且部分重要矿产资源品质、开采条件不佳，许多重要矿产资源对外依存度高。2022年，我国近90%的钴矿进口来自刚果金，约60%的铜精矿进口来自智利和秘鲁，超过80%的铬进口来自南非，80%的镍矿进口来自印尼和菲律宾。
全球资源的彼此依存突出了资源外交的重要性。我国可围绕关键性矿产资源的勘察、可持续性开发、生产冶炼技术、运输基础设施建设、供应链融资等构建与其他资源型支点经济体的长周期合作关系。同时，应建立关键矿产互惠互利的供应机制，加强上下游产业的综合联动，持续延伸资源务实合作的深度和广度：依托RCEP协定与东南亚经济体共同探索电网互联互通、南海共同开发、陆海联运航道等；发挥上海经济合作组织的优势与哈萨克斯坦等中亚经济体开展天然气、矿产资源开发运输、贸易及深加工；落实三环峰会成果，加强与沙特等西亚经济体在油气、新能源等领域的双向投资；鼓励企业向非洲、美洲等板块“走出去”，与不具备开发能力的经济体共商共建共享。
自然资源开采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矛盾与统一是人类社会进入工业化阶段之后，人地问题的具体表现。根据各自资源富足程度、经济结构、国家政策导向等因素的不同，各支点经济体的在ESG的表现不尽相同。
自然资源依赖度方面，伊拉克、沙特、安哥拉、阿联酋等主要油气能源出口经济体和刚果金等主要矿石出口经济体的自然资源租金占GDP比重在20%以上，显著高于全球平均水平，经济发展对自然资源的依赖度偏高，在促进经济结构多元化发展方面有较大合作共建空间。
能源利用效率方面，萨摩亚、卢森堡、新加坡、意大利等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比低的经济体（详见图表 7:）每单位能源排放创造的GDP较高，而能源消费结构更依赖原油煤炭等高损耗品种或重工业占比较高的经济体能源利用效率则相对较低。
温室气体排放与能源消费结构方面，俄罗斯、韩国、沙特、印尼等正在高速发展工业化经济体的碳排放总量较高。阿联酋由于石油、天然气及煤炭在能源结构中占据绝对主导地位而可再生或清洁能源的占比微乎其微，导致人均排放量显著高于其他支点经济体。安哥拉、刚果金等非洲经济体的发电结构以水力发电为主，碳排放总量和人均排放量均保持极低水平。
中国水力发电量居世界之首，抽水蓄能电站的运行数量和在建数量均居世界第一
亚洲板块汇集了全球近50%的人口，东南亚、南亚更是人口最稠密区域，“马尔萨斯陷阱”是不能回避的风险。除新冠疫情和地缘政治问题的冲击外，全球变暖等气候变化背景下，干旱、强降雨、洪水等极端天气事件更频繁地发生，直接危及粮食
东南亚经济体以大米为主粮，从饥饿指数（GHI）来看，泰国、越南等大米净出口经济体的粮食安全问题相对优于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等粮食净进口经济体。经济作物既是热带经济体的资源优势产业，也成了一种农业结构“陷阱”。印尼独立前，由于欧洲殖民者强制当地居民种植经济作物导致土地不合理利用，最终因粮食供应严重短缺引发饥荒。于是独立后，印尼以实现粮食自给自足为目标发起了“超级大米计划（Mega Rice）”等系列将森林变农田的开荒扩田方案。急于求成的执行者直接焚烧泥炭沼泽森林引起森林大火，严重破坏当地生态，使环境变得更加脆弱，以致山火频发。印尼以环境为代价大幅提升了主粮产量，大米自给率达到 95%以上，但作为全球第四大人口经济体，其大米进口量仍在百万吨，此外还是全球第二大（仅次于埃及）的小麦净进口经济体。菲律宾作为缺乏适合水稻等粮食种植平原的千岛之国，国土分布比印尼更加分散。板块交界处的热带气旋严重威胁农作物收成，而且菲律宾也深陷经济作物的“陷阱”，导致主粮安全问题十分严峻，是世界第二大（仅次于中国大陆）的大米净进口经济体
南亚板块上，巴基斯坦恶劣的地理气候环境处处掣肘农业发展：92%的土地属于干旱、半干旱地带不宜种植；印度河上游长期受到印度方面的节制，且季风期又容易引发印度河域农田涝渍灾害，作物歉收风险增高。此外，灌溉方式粗放、农业设施老化等原因导致水生产力低下，巴基斯坦作为全球第六大人口经济体粮食无法自足，常年依赖进口。孟加拉国三分之二的国土位于海平面以下，极易受全球变暖、海平面上升和热带气旋带来的洪水、飓风、山体滑坡等灾害侵扰，对粮食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同时，长期大量的农药化肥使用也导致孟加拉国土壤透支退化，可持续耕种问题突出。因此，尽管以农业为重要支柱的孟加拉国进口粮食所占消费比重并不高，但在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发布的《2022年全球粮食危机报告》中仍将孟加拉国列为全球严重粮食不安全发生率最高的经济体之一。
农业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合作领域。综合区域内农业资源禀赋、农业设施基础、生产结构等客观条件，我国与东南亚、南亚经济体的合作以农业贸易、农业技术交流、农业产业园合作等方面为主。农业贸易方面，尽管我国基本实现主粮自给自足，但由于人口规模庞大、进口价格更具优势、优化国内供给结构等原因，我国保持全球最大的大米进口经济体，泰国、越南、缅甸等东南亚经济体是我国主要的大米进口来源；经济作物更具比较优势的巴基斯坦、菲律宾、印尼等经济体则是我国热带水果的主要供应方。农业技术交流方面，中国援助菲律宾成立中菲农业技术中心，培育适合菲律宾土壤气候的热带杂交水稻品种；与孟加拉国家水稻研究所合作建立 “中国—孟加拉国水稻联合研究中心”，选育高产多抗的杂交水稻新组合。此外，我国还加强与马来西亚在农业数字化领域的技术交流，与巴基斯坦在农业滴灌等集约型节水技术上的合作等。农业产业园方面，中国与东南亚经济体合作建设了农业基础设施完善、产业链完整、产业规模集约化运作的多个农业园区，包括中国—印尼聚龙农业产业合作区、印度尼西亚东加里曼丹岛农工贸经济合作区、江西（马来西亚）现代农业科技产业园、华岳柬埔寨绿色农业产业园、老挝—中国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