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特约记者 嵩 樟
张和平女士生于中国台湾，但她的家族之根却在千里之外的辽宁开原。她的曾祖父是东北义商，她的祖父是不惧日伪暴政的正直法官，她的姑爷是协助张学良将军发动“西安事变”的东北军名将，她的父亲是为国捐躯的“红色特工”……张氏家族满门忠烈，这个家族的感人事迹，载录着为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解放而舍身抗争的血泪悲歌；刻录下那个艰危时代里，炎黄子孙为求索真理与光明，至死不渝的风云往事！
追溯家史，张和平本姓李，祖籍山东黄县（今山东龙口），由于山东连遭大旱，其先辈一家人背井离乡闯关东，当时走海路，经旅顺、大连到开原。由于孩子多不堪负累，李家就将其中一个孩子留给无子女的张石匠养老，自此改姓张、名小刚，即是张家先祖。
张小刚聪明、勤劳，凭自己的手艺起家，之后在山城镇做生意，成为山城镇的商务会长，由此开启了张家的经商之路。经过两代人的不懈奋斗，张家由高祖张忠惠传到张静波（张和平的曾祖父）手中时，已成为东北颇具影响力的富商大户了。当时张家在东北有很多房产，遍布在西丰、东丰、梅河口、海龙、开原等地，张静波还在沈阳投资开设了当时的第一家西餐厅。
张静波不仅经商有道，还热衷于公益事业。他在东丰县横道河地区办小学，后扩大为中学堂。1932年初，他派人在荒山造林200万株，作为该校的教学基金。同年，他又舍宅三幢，充三和屯学校校舍。1941年，他捐粮500石，充做山城镇中学经费。1911年，他与同邑鲍君合资购买山城子北山长五里之土地营造公墓一座。1941年，他于丰县白泉镇独资购置公墓一座，以普济贫苦农民。1937年起，张静波支持“世界红万字会”的冬赈运动，捐赠寒衣，施放米粥持续十年之久，其扶困济弱、乐善好施之举备受百姓好评。
张静波为发展地方经济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他倡办投资东丰、西丰、辽源、山城镇等地的电灯厂，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发展；他首创的山城镇农工银行，倡办的柳河开原储蓄会，对调节农村金融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由于没什么文化，张静波打官司常输，这让他意识到没有文化就无法站稳脚跟，所以他特别注重孩子的文化学习，为便于子女读大学，张静波在当时北平的十五码大街（玄武门外、西单附近）买了房子。在他的精心培养下，其儿孙后来都成为学有专长、有骨气、有情操的国家栋梁之才。
张静波具有强烈的爱国情怀。“九一八”事变后 ，他拒绝与日本商人合办“组合配给所”，托病不去参加山城镇日商举办的“万寿节”活动。伪满统治时期，张静波还积极为被捕的爱国志士出铺保和交纳赎金。
张和平的祖父张维方生于1902年，毕业于北京朝阳大学法律系，毕业后到黑龙江做了多年律师和法官，妻子程凤兰一直陪伴他。张作霖当政时，张维方曾担任黑龙江省呼兰县法院法官；张学良主政东北时，张维方任哈尔滨高等法院法官和院长。
张维方为官清廉，特别在意自己与家族的名节。张家乃东北富商之家，张维方的父亲张静波的生意做遍全东北，买了很多地，但张维方为避嫌，不让父亲在哈尔滨购置房地，也不做任何产业。
张维方处事公正，为老百姓做了很多好事。“九一八”事变后，他被伪满洲国留任，并非贪恋权位，而是觉得，自己在，可以保护更多中国人。所以，他虽然当的是伪满洲国的法官，却凭中国人的良心办事，不买日本人的账。日本军警宪特交办了许多抗日案件，要求他严判，均遭到他的拒绝，日本人因此对他怀恨在心。
日伪当局与张维方的尖锐矛盾爆发在两次抗日事件上，这就是“四一五”事件与此后的“三一五”事件，是日伪军警于1937年和1938年相继制造的两次屠杀、镇压共产党组织的血腥事件。经几个月的刑讯通供，日本宪兵和警察将百余名共产党人和爱国志士移送哈市高法，要求全部判处死刑。张维方阅卷后，认为这是一批治安案件，不够判死刑，处以极刑完全不符相关法律，并拒绝在批判死刑的案子上签字。哈尔滨日本当局十分恼火，在没请示新京最高法院的情况下，1938年秋季，日本人依据所谓的“矫正法”，以庇护“反满抗日分子”之罪将张维方送进哈尔滨香坊监狱的“思想矫正辅导院”，接受所谓的“思想辅导”。张维方在那里惨遭非人折磨，出狱时重病缠身，肚子浮肿，于1939年初病故，年仅37岁。日伪当局为掩盖罪行，在张维方的死亡证明书上只含混地写了8个字：积劳成疾，死于任内。
张维方的弟弟张维敬毕业于北京大学政治系，因同情抗联不满日伪统治，被日本宪兵队以“政治犯”名义逮捕，关押6年。在狱中受尽酷刑，被救出时几近瘫痪。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组织上的照顾，张维敬在文化部做文书工作，之后去东北电影院做宣传工作。
张和平的姑爷董英斌，是一位可圈可点的东北军将领。1928年，董英斌支持张学良易帜，完成中国一统，从此成为东北少壮派的骨干成员。1935年，董英斌升为东北军57军军长一职，是张学良身边的一号人物。
1935年，西安事变前一年，蒋介石命张学良麾下的东北军57军进剿陕北红军，董英斌当时正是这个军的军长，是这场战役的主帅。57军内派系复杂，几位师长完全不听指挥调度，导致109师惨败、师长牛元峰自杀身亡。战役的失利为董英斌敲响了警钟，他拒绝再战，命令部队停止前进，在延安一带驻军观望。
此时，毛主席给董英斌将军写了一封信，信中的字字句句正中董英斌下怀，令其茅塞顿开，阵前终止了进攻延安的行动。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在这一关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历史时刻，董英斌扮演了重要角色。董英斌应召参加了兵谏前的紧急会议，表示坚决拥护这一正义行动。捉蒋后，董英斌签署了张、杨两将军发出的说明事变真相和提出的八项政治主张的通电，并出任了“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参谋长一职。
张学良送蒋飞返南京，东北军内部爆发了“二·二事件”，董英斌为避免东北军内部出现大规模的流血冲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作出了重大贡献。
1942年8月，董英斌调任洛阳第1战区中将参谋长，策划战区作战事宜。1943年4月间，董英斌升任冀察战区中将副司令，仍兼任第1战区参谋长，驻于洛阳。1944年中原会战结束，董英斌于同年冬应李宗仁邀请任第10战区中将参谋长。
1948年6月，国民党政权在东北行将灭亡之际，蒋介石调董英斌充任东北“剿总”司令部副总司令。同年11月，因董英斌擅自放走有通共嫌疑的侄子张汉，蒋介石密派宪兵将他押出董公馆，直接送往台湾。临行前，董英斌对即将分别的亲人说：“我走了，你们将来有什么难处，就去找周恩来。”
张和平的父亲张汉，字大威，别号大楷，1922年3月30日生于辽宁西丰县。张汉从小聪明伶俐，有爱心，常常将作业本、铅笔、橡皮等文具送给家庭贫困的同学。1932年，日军占领哈尔滨时，张汉正在小学四年级读书，张汉不肯加入欢迎者队伍，并将日本旗扔进学生厕所里跑回教室。这年，张汉仅10岁，小小年纪，就表现出中国人的骨气。
1938年，祖父张静波送张汉赴日本留学，张汉成为县城里最小年纪的留学生。临行时，父亲张维方和祖父张静波嘱咐张汉：“咱们去日本不学他们侵略成性、杀人不眨眼的武士道精神，只学习他们先进的技术，学成回国做一番大事业！”这年，张汉16岁。
张汉首先考上了日本东京专修大学商业科，主要学习商业及普通文化课，1942年升入日本名牌大学——早稻田大学经济系。张汉学习努力，成绩优良，虽然家境殷实，但他的个人生活却十分简朴，较之那些同样来自富裕人家却成天花天酒地的纨绔公子，张汉一心向学，那些公子哥们在他面前不敢胡谈乱侃，对他又敬又惧，私下里给他起个外号叫“小和尚”。
由于父亲张维方被日本人迫害致死，国仇家恨集于一身的张汉加入了“东北留日青年救亡会”，后改为“东北青年救亡会”，这是一个反日的进步学生组织。
1943年初，张汉回国，暂时在安东（今丹东市）海关工作，不久被征入宪兵队。由于他日语水平高，被编入“宪兵特训班”，这批征召的宪兵是为伪满洲国皇帝溥仪“看皇宫”的。深怀国仇家恨的张汉压根不想为日本人服务，他与祖父张静波私下商议后，秘密出逃，这在当时的日伪统治区是一桩大罪，名曰“逃国兵”。
出逃前，张汉一再向祖父张静波称自己不愿为日本人服务，想去关内闯天下。爱国的张静波支持孙子进关闯一闯，不受日本人的气，让他去找姑姑张维贞。
张汉入关后，其母程凤兰、叔叔张维敬经常被日本宪兵队抓进监狱严刑拷打，但他们始终守口如瓶，坚决不透露半点张汉去向的消息。
1943年6月，张汉化名张大威，到山海关警察局出入境管理处做翻译工作，借工作之便搜集到不少有价值的日军情报，密送“山海关情报组”转交晋察冀社会部，晋察冀社会部是中共隐蔽战线的指挥机关。
此后，张汉与姑父董英斌联系上，翻译了一批日本军事情报，如日军1944年的华北行动计划和即将袭击大青山游击队的有关情报，他将这些情报全部记录下来，并将这些情报转交给中共地下情报组织。
抗战胜利后，张汉受党组织的密派，潜伏在国民党内部。从1947年5月到1948年8月，张汉多次将沈阳城防的机密情报及部队调动、物资供应情况提供给李正风（当时沈阳的敌工部长）的情报组织。当时沈阳的地下工作人员近百人，无任何经济来源，生活极为困难，张汉冒着极大的风险，从没收的敌伪财产中，拿出5块黄金（20两）交给党组织，解决了同志们一冬的生活费用。但处理这批黄金时，因疏忽大意，地下组织未将刻在黄金上的编号磨去，留给了敌人顺藤摸瓜的查寻证据，这一致命疏忽，导致张汉日后身份暴露。
张汉被捕后，董英斌、张维贞紧急营救，经董英斌斡旋，1948年10月左右，由卫立煌批准，张汉被释放。
1948年深秋，张汉被释放，前往北京。1949年1月的一天，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菊将1月27日从上海开往台湾的一张“太平轮赴台船票”交到张汉手中，张汉将踏上太平轮，执行一项“绝密任务”。
1月上旬待命上海时，张汉因思念即将分娩的妻子，惦记爷爷和母亲，便给妻子李淑贤写了一封诀别信，信中写道：无论生男生女，务必悉心善养，使其长大成人，以继余志。
1949年1月27日夜，11时45分，舟山群岛外海，太平轮与迎面驶来的建元轮相撞、沉没，罹难者1500余人，其中就有张汉，年仅27岁，自此，张汉与家人永诀。
按常规说法，太平轮当年因超载、超速，黑夜中与迎面驶来的建元轮相撞而沉没，对此说法，与太平轮同沉的我党“红色特工”张汉之女张和平女士始终存有疑惑。从2008年开始，张和平为了查明父亲的死因四处奔走，随着她掌握的资料、证据的增多，她越发感到，太平轮当年沉没的幕后原因，绝非“海难说”那么简单，而是潜埋着更深的机密与隐情。
“说太平轮‘超速’，它为什么要‘超速’？说太平轮‘超载’，在当年国民党败退台湾、政权更迭的关口，往来于大陆与台湾间的货轮、客轮，无船不超，而太平轮又是‘超载的累犯’，超载只是它沉没的一个理由，而不是必然的理由；另外，出事那天，天气情况良好，星斗满天……太平轮沉没之谜，真的仅仅是一起简单的海难事故吗？”张和平说。
令张和平不解的是，在没有任何沉船必然理由的前提下，当年的太平轮上却出现了诸多匪夷所思的“疑点”：甲板上的航行灯一个没开；负责驾驶的二副、三副交接班期间，驾驶舱内居然没人，令太平轮在海中“盲行”；当太平轮与建元轮相撞后，盛京号客轮从船头严重损伤的太平轮旁驶过，并发出救援信号，居然被船长谢绝，还强行驾驶太平轮在海中航行了45分钟，才在距白节山海岸仅500米的地方沉没……这些完全不符合最基本的航行常识，也不符合正常逻辑的疑点全部集中在太平轮上，难道这仅仅是所谓的“巧合”吗？
据说，太平轮上装有国民党中央银行的350万两黄金，而秘密登船的国共两党特工为保护、争夺这批黄金，曾在船舱内引爆了一场激烈的枪战，太平轮沉没的真相极可能与国共双方间爆发的生死谍战有关。
张和平清楚记得，父亲去世后，母亲郁郁寡欢，在她未满10岁时就撒手人寰，年仅32岁。
因张汉的身份问题，为避免受到国民党当局的迫害，张和平30岁以前不姓张，姓“刘”，叫“佩芬”，刘姓是张和平的姥姥李刘氏的姓。
奶奶经常私下翻着儿子张汉的相片簿，偷偷地翻阅，暗自掉泪，并告诉张和平一些关于其父张汉及家族的故事。每次奶奶快要结束她的“历史回顾”时，就会对她耳提命面地说：“你小孩子在外面上学，别人问什么都不要说，就说不知道！”
奶奶生前曾对张和平反复嘱托：“将来有朝一日你回东北，你爸的事，你一定要好好问清楚。”从小生长在中国台湾的张和平，对于“东北老家”没有什么“故乡”的概念，她没有踏上过那块土地，没有感受过那里的水和空气，没有看过那里的亲朋。待她重新踏上故土时，距张家离散两岸的1948年9月，已过了漫长的40个年头，家乡的亲人，几乎都不在了。在那次寻亲之旅中，终于站在家乡土地上的张和平了解了改变她家族命运的“九一八事变”，真切感受到了父辈沦为“亡国奴”的国仇家恨，深深体味到“大东北”刻入骨髓的深痛的伤。
张和平牢记奶奶的临终嘱托，欲“为父正名”，但因时光久远，父亲张汉又从事的是隐秘战线的工作，很难查寻到具体线索。辽宁省委领导指示省委档案馆及省委党史办为此事成立专案调查小组，从2008年到2010年，共采访了约100位当年的当事人，终于完成了张汉的大事年表。《中共辽宁省委党史研究室落实历史问题项目小组》发表了一本很有分量的调查报告书，起头第一大段便是“关于张汉历史问题调查工作的简要情况”。
2011年9月16日“九一八事变”80周年前夕，“张汉烈士生平事迹座谈会”在辽宁会馆隆重召开。在座谈会最后，辽宁省中共党史学会副秘书长作出了“张汉是红色特工”的结论，“他们(红色特工)无处不在，又不为人知”。
截至目前，在辽宁省档案馆所查出的档案中，仅有几份档案与张汉有关，但在大量的口述调查中，确实证明张和平的父亲张汉是中共地下党的“红色特工”。
2014年4月至2015年5月底，张和平在沈阳市皇姑区鑫丰华凯鑫城租房住了一年多时间，调查父亲张汉及整个家族的历史，收集到大量珍贵资料，并计划在合适的时机出版发行。这部“张氏家史”，是近代东北人民忠诚为国、抗拒外辱的感人记录。
在中国台湾，张和平始终致力于民族文化的宣传普及工作，她研究的重点是起源先祖、生生不息的“河洛文明”。
张和平在1988年5月到大陆探亲后，因堂叔张庸当时在文化部服务，张和平参与了两岸历史文化的交流活动。从1989年到1994年之间，张和平主办了两岸诸多博物馆间的历史文化艺术展览，展出内容包括：洛阳和西安博物馆的唐三彩、苏州刺绣艺术博物馆的锦织刺绣、湖北荆州博物馆的战国与秦汉漆器、贵州的西南民族建筑模型及服饰等。
其中最盛大的要属两岸文化交流盛会，即1993到1994年，轰动海内外的“中国侏罗纪恐龙真迹大展”。由黑龙江省、天津市和重庆市三个博物馆所收藏，共200多件珍稀恐龙化石，千里迢迢落脚中国台湾“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作为全馆落成正式启用的贺礼盛大展出，获得空前成功。
言及自己的家史家风，张和平感叹道：“我从对东北史、家族史的完全不了解，到认识到东北人与家人的无私奉献、大忠大勇、无畏强暴、打败强暴，即使牺牲也绝不退缩的伟大国魂，最后或悲恸或喜悦，都引以为豪地形成一片祥和、光明的和平曙光。我的父亲张汉，他在苦难的乱世中搭上了太平轮，他的牺牲，让两岸的人们明白，和平得之不易，太平盛世更须共同努力。而我们要的不只是两岸的和平，我更期盼世界和平的到来！”
转自/《妇女·女人观天下》2022.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