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一月底，县政府召开法库县临时参议会议，通过《施政纲领》10条，民主选出议长和县长。二月中旬，秀水河子战役后，在全县开展反霸清算斗争，教员训练班斗争了伪督学胡广清，城镇居民批斗了张国兴，并处决了伪警长高凌阁，各区村也分别批斗了一批汉奸恶霸，并镇压了恶霸地主刘光礼和地痞郎元，清算运动普及全县各村屯，减租减息，增资倒租是清算的主要内容，通过分浮产、分青苗使农民扬眉吐气，并解决了军粮、军草用款。中共中央《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下达后，县里派出干部下乡，发动群众搞土地革命，全县共召开斗争大会1200次，参加人数69000余名，没收日伪霸占的耕地9592垧，胶车63台，耕畜201头，有少数村屯的农民分得了土地。四区三面船斗争了恶霸地主陈化南，将其积的几万斤粮食及200多匹马，100多头牛，500多只羊，200多头猪和30多台大车分给农民。通过收缴枪支弹药，各区都建立起一支武装队伍。六月初，国民党违反国共双方停战协定，派第六师十六团进攻法库，县机关撤到农村，以三、四、五、六区为基地开展农村工作。在一个月的时间内同国民党保安队和警察进行的19次战斗，共毙敌39人，伤22人，俘虏71人，拔掉5个警察分局。
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铁岭、法库两县合并，成立铁法联合县。八月底，联合县集中县区武装，夜袭法库县城，击溃国民党警察队，解放了法库县城。由于形势发生变化，铁、法、康三县干部联席会议决定，向北方战略转移。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五月下旬，铁法联合县在一分区主力部队配合下，重返法库，全歼城内国民党的保安和清剿两个大队后撤到农村，开展土地改革，斗地主，分浮产，分青苗，建立民主政权，发动群众参军参战，支援解放战争。十月一日，东北民主联军攻克法库县城后，铁法联合县分开。一个月后国民党军六十二师进犯法库，县政府又撤到农村，十月十日中共中央公布《土地法大纲》，在地委统一领导下，组织全县干部学习《大纲》，举办土改训练班，分批分期在全县开展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斗争地主、富农，平分土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的斗争。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二月国民党军六十二师弃城逃窜，在昌图县境内被歼，法库获得最后解放。
法库县人民政府从建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除北撤约9个月外，三年多里，在加强政权建设，改善人民生活，支援解放战争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有2000余名青壮年参加了人民军队，为支援解放战争提供担架千副，大车千辆，超额完成各时期的军粮、军草、军鞋和布匹赠送任务。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九三”抗战胜利后三年多时间里，国民党曾7次占领县城，累计时间约19个月，换了7个县长。除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九月至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五月，县人民政府北撤9个月时间外，在法库城乡多是共产党政权和国民党政权共存，即使是国民党县政权统治全县时期其政令也不能下达到所有区村。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下旬召开法库县首届各界人民代表会第一次会议，通过民主协商制定了巩固人民民主政权，发展生产，组织人民生活，恢复国民经济的规划。1952年冬，选举了各村(街)人民政府委员会，成立了县人民代表会议常务委员会。到1953年普选前，县各界人民代表会共召开四届八次会议。
1950年，侵略朝鲜战争爆发后，10月18日法库县成立抗美援朝分会，号召和组织全县人民增加生产，参军参战支援抗美援朝战争，全县有1236名青壮年参军3634名担架队员奔赴朝鲜前线。截止1951年3月全县人民捐献购买飞机大炮款22亿元。1951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经群众揭发检举，镇压了一批妄图变天复辟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相继分三批在全县全面开展了镇反运动。
土地改革后，迅速掀起互助合作运动，1950年组织起互助组1万多个，占总农户的50％强，到1953年达到80％。1952年，经过在国家工作人员中开展“三反”运动和在资本主义工商业者中开展“五反”(反对资产阶级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运动，纯洁了机关组织，提高了工作效率，打退了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为即将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打下了良好基础
1953年开始实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在广泛深入地宣传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基础上，开展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农业生产合作社由1954年108个到1956年发展为175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手工业者和商业户也分别组织起来，参加联合社或实行公私合营，有的并入到国营企业.在此期间国家对粮食实行统购统销，对棉布实行计划供应，限制了投机倒把，保证了农民和消费者的利益。在基本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后，从1956年开始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阶段。法库县人民委员会开始实施计划经济，逐步完善了计划统计的宏观管理体制，建立健全了农、工、商、粮、供销和交通等微观管理机构。1957年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县直机关和事业单位开展整风运动和反右斗争，由于指标扩大化，有300名干部、技术人员和教师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同期有265名干部分两批“下放锻炼”。
1958年3月，县委和县人委联合召开有1000多人参加的农业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代表会议以及有10万人参加的“大跃进”誓师大会，提出“苦战三年，大干五八年、一年产量过黄河＇，二年録化、水利化，三年机械化、电气化”的脱离实际的高指标，诱发了领导干部思想上的浮躁情绪，接着又开展批判观潮派、怀疑派和反右倾保守。5月，全县175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并为20个，实现一乡一社。9月底全县农村一蹴而就实现了工农兵学商五位一体，政社合一的8个人民公社。1960年又成立城镇人民公社。在“全党全民大办工业，确保钢铁、粮食两个元帅升账”的口号下，国营厂矿由12个发展到44个，职工由682人增加到4394人，新建钢铁厂和火力发电厂。集体工业和公社工业纷纷上马，1962年经过调整，对盲目建立起来的工业实行关、停、并转。这一时期保留的轻工、机械、矿产、粮品、酿造等，成为后来法库工业的骨架。
1958年从春到秋、县委、县政府组织农业劳动大军六战八虎山，治理山头300多个，挖土石方68万多立方米。各人民公社也组织社员治山治水，植树造林，修筑水库塘坝，这些成果为法库县农业后来的高产稳产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大办”、“快上”的口号下，各条战线相互之间争资金、争设备、争原料、争劳力的现象愈演愈烈，管理体制遭到严重破坏。同时，在发挥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特点的口号下，城乡办起全民大食堂等“福利机构”，严重地侵犯了农民利益。尤其在农村开展改造落后地区运动，严重挫伤了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导致劳动力大量外流，粮食产量急剧下降，造成1960年到1962年的“低标准、瓜菜代”的沉痛教训。
1962年根据《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管理体制，批判和纠正浮夸风和共产风。对处分错的或过重的基层干部给予甄别，解散食堂等“福利设施”，实行自留地和自留畜的政策，恢复生产秩序，稳定群众生活。在农村普遍开展以“样板田、实验田、种子田”为基地的科学实验活动。修筑尚屯水库灌区，开发水田面积1万亩。1963年以来，城镇修建自来水设施，在此期间成立林业、水利、畜牧、农机、科委、建设和计划生育工作办公室等行政机构，建立种子站、种畜场、客货运输、煤建、五金和医药等生产服务机构。各公社普遍成立初级中学或农业中学，耕读小学发展到210所，社队都有卫生院(所)。1965年8月，在省、地派驻法库县的“四清”工作团领导下，全县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
1966年“四清运动”刚结束，就开始“文化大革命”8月，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发表后，各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农村公社、大队成立“文革小组”和“造反”组织，取代行政职权，领导干部接受审查。1967年3月19日，法库县“大联合”派成立县革命委员会，宣布夺取县党政财文大权，8月17日“造反派”“接收”军械所从此武斗事件在县里连续发生，造成多人死伤，导致工厂停工，学校停课，机关停止办公，农业生产无人过问。1968年6月10日成立“三结合“的县革命委员会，县党政机构一律撤销，建立政工、人保、办事和生产4个组和8个专业管理站。6月19日开始“清理阶级队伍”，全县有3000余人被收捕“专政”(其中干部243人)，对被“专段对象”逐一进行审查，并施以刑讯逼供和侮辱欺凌。县委书记孙奇等许多单位领导部均被“专政”，县长郑福琛受迫害致死。全县因“专政“致死的有230余人。县直机关干部有388名被送入“五七”干校搞斗批改，翌年大部份插队落户。中学生3000多名下乡插队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1971年9月13日“林彪反党集团”事件发生后，全县开展了批林整风运动，当“江青反革命集团”乘机掀起“批林批孔”高潮时，全县从上到下召开各种类型的批判会，批判“修正主义回潮”。1976年3月又掀起“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各条战线上批下联，混淆了是非，又一次搞乱了人们的思想。10月6日中共中央一举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文化大革命”亦就此宣告结束。
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中，法库县坚持正确路线的广大干部和群众，在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斗争中，坚持生产，克服困难，在生产、建设上夺取了好成果。农业产量保持三亿斤以上。1974——1975年连续两年达5亿斤。加高加厚了辽河大堤，修建69座排灌站，水稻面积发展到两万。工业上建立了化肥、一针、二针、织布和晶体管厂。主要公路全铺上了渣油路面，公路绿化和“三北”防护林先后受到省和国家的表奖。“文化大革命”后经过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展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全县广大职工群众投入了这场大讨论，明辨了真理是非。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对全县人民在思想政治上，进一步加强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教育，使城乡人民思想上获得解放，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将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遵循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平反了历次运动中的冤假错案，摘掉了地主、富农份子的帽子，改变了地主、富农子女出身成份，改正了右派分子，清退了错改的私有房产。从此党的工作重点开始转移到“四化”建设上来。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落实了党在农村的各项经济政策，1980年以来，对全县农村经济体制有步骤地进行调整，试行各种生产责任制，1983年末，全县农村基本实现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冲破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旧模式，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1984年以来，随着以调整产业结构、扩大市场调节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第二步改革的进行，促进了农工商综合经营，开始形成多种经营方式，多种经济形态，多种经营层次的新局面。1985年全县已有各种专业村116个，专业户14562个，整个农村经济开始向商品化、社会化迈进，农村面貌发生深刻变化。在城内改革中，认真贯彻《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和“坚定不移、慎重初战、务求必胜“的改革方针，结合城内实际情况，在改革企业关系上，对13个局属行政型公司改为经济实体或经营服务型公司，在改革经营方式上，对3个国营工商企业实行“全民所有、集体经营、照章纳税、自负盈亏”的经营办法，占国营工商企业总数的40％。其它企业普遍实行各种责任制。在改革流通体制上，注意发挥国营商业主渠道作用，认真贯彻国家、集体、个体一起上的方针，大カ发展集体、个体商业，加强市场建设，开拓购销服务。这些改革是初步的，但对经济的发展效益的提高，起到了积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