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期间，王石再次成为话题人物。他不仅在深圳发起登山健身运动，号召市民走出新冠阴霾，带领猛犸基金会对40多个国家展开捐赠，更率领万科全体员工向清华教育基金会捐赠市值53亿元的万科股票，用于共建清华大学万科公共卫生与健康学院。这笔国内高校史上最大单笔捐款，背后有怎样的故事？
4月21日，身为万科创始人的王石与证券时报社长兼总编辑、新财富出品人何伟，展开3小时的高维对话，详解其中考量，分享自己的财富观、公益观、运动心得、再创业规划与人生思考。
退休后将大量时间用于公益的王石坦率表示，自己在乎钱，也警惕有钱后能不能驾驭得住，自己挣钱更追求证明能力，但挣钱的能力并不能衡量企业家的社会价值，企业家能否青史留名，不取决于在行业里排第几，而是在社会上跨行业时能扮演的角色。而公益是另一种维度的竞争，把钱花得有价值、有公信力，甚至比挣钱还要难，挑战困难则是他身为企业家的天性。
回顾改革开放40年，自认是既得利益者的王石心存感恩。面对未来，他说要拥抱变化，保持谦卑的心态，虚心学习。十多年来，王石不间断踏上求学之路，慈善之外，他在以色列、日本都有投资，虽从万科退休，他说自己还要创造财富。在他看来，世界在变，人性不变，疫情过后，中国的机会才刚刚开始。
证券时报社长兼总编辑、新财富出品人何伟(左)对话万科创始人王石(右)
01
谈财富：在乎钱，更追求通过挣钱证明自己的能力
何伟：您从万科退下来近3年，从一个一线的企业家转型成一个社会活动家、慈善家。32年前（1988年），您放弃持股，选择做职业经理人，使您远离了富豪榜。本月初，您率领万科员工集体向清华大学捐赠了53亿元的企业股权，您说这是最好的归宿，能否介绍作出这一决定的过程？
王石：我1983年到深圳创业，公司股份制改造是1988年，股权的60%归国家，40%归企业，当时叫企业所得，即企业创始人带领的团队所得。红头文件下来的第二天我就宣布，放弃所有的权利。当时万科团队不大，我就是创始人。但是放弃之后，股权给谁、怎么用，当时并没有想清楚。
这样一晃32年过去了，最后才有一个归宿。这件事情出来之后，我没有想到有这么大的社会反应，而且很正面，这很出乎我的预料。我觉得这样的结果，应该是个缘分。
放弃之后，这部分股权的所有权、分享权，应该和我就没有关系了。那么具体该怎么处置呢？当时是这样安排的，首先成立了万科员工的互助会，用于帮助员工中家庭有困难、需要补助的。于是又成立职工委员会，即职工委员会拥有对股权的处置权，但没有所有权和分享权。我既不是委员会的委员，也不是主席，所以我是没有权力来处置的，当然最后处置给谁，我是有发言权的。在此期间，有需要补助的万科员工，但用的钱不多。我们还专门成立了一个公司，来管理这笔股权，让它增值，但最终它依然需要被处置。
十年前，我们就明确，要在国内做一个国际一流的儿童医院。我在国际上考察发现，美国并不仅仅是个超级大国，全球最棒的、排名前十的儿童医院，大部分都在美国。我们最后决定，要在国内做一间一流的儿童医院。当时先后在上海、广州、深圳考察过，最后就差签买地协议了，不过看到规划，有一条地铁线要从儿童医院地下穿过，有地铁就会有震动，如果做防震处理，代价非常大，显然这个选址不合适，就搁置下来。随之而来就是股权之争，顾不上这件事情，等到股权之争基本眉目明确了，还是我率领这个团队继续管理公司，当时我做了个决定：退休，于是又考虑退休后怎么安排，这事就暂时放了一段。
去年有管理层提醒我，便又开始考虑，这件事情不能搁置，但是，原来做儿童医院的团队因为股权之争而散了，如果再重启，要重新搭建班子。这种情况下，发生了新型冠状病毒事件。
疫情发生后，万科率先向武汉捐了1个亿。随着疫情变成全球面对的问题，公共卫生与大健康得到了高度重视。就在这样的因缘际会之下，清华大学看到万科在抗疫和健康事业方面积极主动，便给万科发来了准备筹建公共卫生与健康学院的信息。
我感觉到，如果这笔钱都用到这件事情上，就和全人类的命运共同体连在一起了，于是就和万科现在的团队以及职工委员会商量。大家很快就形成了一致意见，那就响应清华大学的呼吁。从信息给到我们，到最后签协议，不到1个月的时间。之后我感到自己了却一桩心愿，1988年放弃的股权，最终有了着落。除此之外，没有什么其他特别的感觉。
万科创始人王石
何伟：企业家对财富的理解不一样，马云就曾说，不要把钱看得太重要，要将钱看“轻”。您是如何理解财富的？
王石：单独说马云对财富不太重视，我不会轻易相信。马云这句话说出来，肯定有前因后果，脱离原文的单独一句话不能被理解为他不在乎钱，所以这个不好比较。至于我的财富观，因为我放弃了那么一笔财富，好像显得我对钱不太在乎？实际上不是的。
虽然时代给了你机会，去做企业家，但并不等于你只有机会做企业家，你可以做很多的选择。我少年时代有很多选择，但从来没想到会成为一个企业家或商人。当时来深圳创业的想法，是把这里做个跳板，短则两年、长则三年，赚点钱出国去留学，读研究生，接受国际化训练，体验海外生活。未来回不回来也不清楚，更多想的是大丈夫志在四方，要借这个机会闯荡一番，去看看世界，但没想到在深圳一呆就是一年、两年、三年。尤其是万科股份制改造之后，有非常多的不确定性，虽然有很多机会，却又想着再放一放，但心中始终存在出国留学的梦想。
对钱，我当然非常在乎。首先表现在我非常羡慕有钱之后可以过上比较体面的、自如的、自娱的生活。但同时也警惕，自己突然有钱，能不能驾驭得住？突然有钱之后，人的状态就会改变。
另一方面，我会思考自己挣钱的目的是什么，是证明我有挣钱的能力，还是为了积累财富？我觉得我更追求证明自己的能力。赚得越多，证明你的能力越大，所以对我来讲就是个能力。但我并不觉得我特别有能力，只是没想到这个结果显得你的挣钱能力还是挺强的。
不过，挣钱的能力难道能衡量你的社会价值？我们那个年代，已经有国际交往，当时我就知道，美国的企业家卡内基在各地建图书馆，传播宣传知识，他心目中，知识财富比金钱财富更有价值。另一位企业家洛克菲勒，大家都知道他是靠石油起家的，他因为有钱了，便开始做公益基金会。在中国，洛克菲勒给我印象深刻的是他办的协和医院，到现在还是中国最好的医院，最好的医科大学之一。
对我来说，作为一个企业家，赚钱非常重要，在行业里排第几位非常重要，但可能更重要的是，你能否青史留名。这不取决于你做的企业在行业里排第几，而是你在社会上跨行业时能扮演的角色。
这一点我在80年代就已经很清楚。到深圳创业之前，我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当过兵，当过工人、工农兵学员、工程师，还当过机关干部，我到深圳创业的时候已经32岁，世界观应该怎么把握，我心里已非常清楚，只是那时不像现在说的这么逻辑清楚。
上世纪80年代创业的时候，民间最称道的人是胡雪岩。我也曾经崇拜过胡雪岩，但是我把高阳的《胡雪岩传》读完之后，我知道这条路不是我要走的。第一，作为商人，他是非常精明的，山西的票号、浙江的钱庄都是他做起来的。但是你会发现他有两条路径，一条路径是比较典型的官商勾结，和浙江巡抚王有龄、湘军将领左宗棠等形成军事上的官商关系。
再如实业救国，他更多停留在买卖上，不像张之洞在湖北武汉发展现代工业，建造纺织厂、兵工厂，他做的买卖就是囤积生丝，和洋行竞争，最后生意失败。换句话说，那是民族工商业和西方现代缫丝业的一种竞争。比较下来，我觉得胡雪岩这条路不是我要学习效仿的，还是要做实业，不做倒腾买卖的商人。
何伟：上世纪80年代，全国都比较穷，没什么人拥有过财富。改革开放之前，您也上山下乡又当兵，也没怎么有过富裕日子，那个时候怎么就形成这么一种比较成熟的财富观？是否与您的家庭经历有点关系？
王石：1988年股份制改造，在决定要不要股份时，我曾经去查了一下我老家安徽金寨的族谱，上溯了30多代，我希望我家祖上有地主出身，但是没有，更没有名门，也就是说，没有积累财富的基因。所以如果我突然有钱了，我能把持住吗？我不清楚。如果不清楚，最好离它远一点。真正的农民，有钱了就修祖坟、娶小老婆、抽大烟，把持不住自己，这是原因之一。
其次是因为我少年时代在文化大革命中度过，虽然停课了，但我阅读了大量的书籍，包括英国、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之后的书籍，比如司汤达的《红与黑》、巴尔扎克《高老头》、狄更斯的《双城记》等，书中对暴发户嘴脸的描述，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我就特别警惕那些负面的东西。股份制改造，我突然很有钱了，怕自己会成为一个暴发户。
除此之外，我还会觉得，如果我突然很有钱了，我会缺少动力。你不觉得我到现在还动力满满吗？
我把钱放弃了，只是万科翻篇了，我还要创造财富，还要再创造一个企业，无论最后精神财富还是物质财富，作为企业家，最后都要落实到资产平衡表上，看净资产是多少，作为风投，则要预计增值的部分。
我面前有很好的榜样，就是褚时健先生。我记得非常清楚，2003年我第一次面对他，那是在哀牢山上，那时候他已经出来创业了。在这之前，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去年我把褚老送走了。所以你看，人生就是这样，很快。
02
谈慈善：把钱花得有价值、有公信力，比挣钱还难
何伟：比尔·盖茨、巴菲特也做慈善，但他们非常有钱。您做慈善和他们有什么不一样？听您介绍，您现在动力满满，还是想创造更多的财富，然后再用于慈善？
证券时报社长兼总编辑、新财富出品人何伟
王石：做慈善，首先要有公信力。我觉得我要扮演的角色，并不是把我们团队一起创造的53亿用来做这件事情，以显示一种能力。事实上，这个消息公布一个礼拜之后，我怎么也没有想到，深圳一位企业家找我谈事，他问我还想不想做儿童医院，他掏钱，让我来做。我举这个例子想说，做公益更多是公信力。
第二，做公益还要有能力。实际上，花钱比挣钱还难。比尔·盖茨是首富了，但是你会发现，比尔·盖茨做公益，比他创办微软操的心还大、费的精力还多，为什么呢？因为挣钱比较容易衡量，就是营业额减去支出，再减去所得税，剩下的就是利润。做公益花出去的钱，怎么来衡量？公益做得好不好，不好衡量。比如把钱捐给公共卫生与健康学院，最后它做得好不好，很难用资产负债表来衡量。做公益，如何把钱花得有价值、有公信力，甚至比挣钱还要难。
何伟：人一生要先谋生、打拼、创业，创造财富，最后处置财富。西方国家，特别是新教伦理下的企业家，他们都有一种文化，觉得赚了钱要给上帝、给社会，要做好事。人这一生的状态，是不是做慈善时的状态是最美好的？
王石：你说什么叫美好？过去一个礼拜，我觉得很美好。
首先，深圳登山协会找到十座最美的山峰，呼吁市民走出疫情的阴霾去攀登，邀约我来当形象代言人。我当形象代言人的经历比较多，决定这次当一个响应者。我喜欢登山，来深圳已经41年，第一年我就登过深圳的山，1997年开始系统登山，之后登完广东的山，再是中国各省的最高峰，2003年第一次登上珠峰，这中间差不多有20年没再登过深圳的山。所以一听说号召全民来参加登山活动，我便来响应。
我本来计划用40天的时间，把这十座山峰完成，但是因为接下来北京、武汉的行程安排有颇多不确定性，我便决定集中在7天完成，而且，其中周一至周五主要利用晨练时间登山，早上四五点起床，九点之后还要干其他的事，双休日则可以一天登两座。我后来还加了一个铁人三项，每天晨练之后，去跑步、划赛艇或者攀岩，运动之外还不影响工作。
我突然发现，我回到了上世纪80年代那种状态了。7座山完成后，团队和我商量，为了直播的效果，再延长一天到星期天，先上莲花山，再跑3.5公里到市民广场作为结束。我就非常委屈地延长了一天。
你问是不是做公益很开心？没这个开心。开心在于我不是在证明什么，我是响应深圳登山协会的号召。
我把10年前穿过的鞋子拿出来，结果还没登就出洋相了，底子掉了。第一座山是登梧桐山，有将近30个人。最后到市民广场的时候，一直坚持下来的是4个人，这4个人都是登上过珠峰的。我突然发现，过去的一周，包括攀岩、登山、赛艇等深圳的户外运动圈，因为这个活动实现大汇合，过去深圳的各项运动都不交圈，现在大家都出圈，非常有意思，所以我非常开心。
何伟：您是个运动达人，有的人把运动当成遭罪，您一谈登山、运动，就有发自内心的开心、兴奋。您喜欢那种运动状态？
王石：我很喜欢现在这个状态，就是向你显摆（笑）。去做了，所以有资格显摆，其实运动的过程并不愉快。
我过去一个礼拜非常愉快，因为荷尔蒙分泌非常多，多巴胺也分泌非常多，为了身材，我已经十年不吃火锅了，结果过去一个礼拜连吃了三晚上火锅，大开杀戒啊。
何伟：做慈善也一样开心？
王石：做慈善会让你感到安心和愉悦。什么叫安心呢？西方这一代企业家积攒财富后做慈善，在他们的理念里，是上帝把钱存放在他们那里，这是他们的生存哲学和生存追求。中国没有上帝的概念。
通俗一点，从心理学上来说，赚钱，是一种企业家能力的评估榜。慈善也有排行榜，慈善排行榜并不仅仅是比拼捐了多少，更多是做慈善的能力。如果有人愿意把赚到的钱让你去花，这是不是一种能力？有没有感到心里很踏实，很愉悦？这也是一种竞争。做慈善看似境界很高，但其实我们不用唱高调，只不过是在不同的比武台竞争。
进化心理学有一个研究，是通过研究动物的行为来参比人的行为。人是高级动物，高级动物会掩饰，文明、文化某种程度上也是掩饰。明明追求的就是财富，但偏要说我不追求财富；明明就是想比较，却说不小心第一了，不说实话。
之前大家认为“利他”是人的行为，动物没有，实际上不是的。在阿拉伯沙漠上有一种鸟，叫阿拉伯鹛。鸟类学者研究它们的行为时，发现它们也有社会构成，里面有一把手和二把手，分工明确，像人类的皇上和宰相。“皇上”手里有幼虫时，它没有自己先吃，而是耀武扬威把美食赏赐给“宰相鸟”。“宰相鸟”毕恭毕敬地把幼虫吃掉，这时候“皇上”就非常得意地走开了。这种利他行为，证明它不仅有能力养活自己，还可以赏赐给其他人，未来这个“宰相”一定听他的。人类行为当中很多“利他”也是有这种动机的，谁都不是圣人。
何伟：比较起来，是挣钱还是花钱更愉快？
王石：缺钱的时候，当然挣钱非常愉快，不大缺钱、挣钱比较容易的时候，钱就是个数字了。
企业家的特质之一就是挑战，无论挣钱、还是花钱做慈善，很多时候都是为了挑战，要接受这种挑战。挑战可能不成功，可能失败，可能要承担很大的风险，接受不成功，承受不成功带来的压力。
我曾经非常喜欢引用巴顿将军的一句话，衡量一个人成功不成功，不是看他在顶峰时候，而是看他从顶峰跌落到低谷的反弹力。我非常欣赏褚时建，不仅仅是他顶峰的时候创造的云南红塔，可以和万宝路香烟去竞争，甚至卖价比它还高，每年创造税利上百亿，更佩服他跌入低谷后，竟又创造了一个褚橙。所以，不能说做慈善就比赚钱更高阶，关键看他是否有创新的能力，开创一个新的局面。
由于文化背景的原因，中国社会做公益的空间不是很大，很多公益慈善都是政府来做。共产党替穷人打天下，让穷人过上好日子，从某种角度来说，共产党就是一个最大的公益组织和慈善机构。又因为它是执政党，所以很多的事情都是共产党来做，包括扶贫攻坚、绿色环保、生态修复、退耕还林等。
另外，传统上，很多公益是家族在从事的，政府过去照顾不到的，家族来把控，这种公益带有相当的局限性。到现代社会，企业家做公益、慈善，是个新的课题。怎么来做？如何尝试？有很多挑战，各种方面都存在很多新的问题。
所以企业家做公益，更多是如履薄冰，平衡好企业家、政府和公众的关系，摆正自己的角色。企业家要把握好自己的空间和位置，把握不好可能越过界，这是中国的文化所决定的，传统上就是这样过来的。
03
谈改革：要把变化当成常态，保持谦卑
何伟：改革开放40年，企业家走到今天，经历了风风雨雨，结局大不同。您是第一代企业家，现在看来您是善终。
王石：善终与否还不好说，因为还没结束。
何伟：回头来看，您认为咱们国家的民营企业家，要想走好走稳，应该怎么把握自己？
王石：第一，我觉得我是非常幸运的。应该感谢这个时代，改革开放给了机会，我抓住了。记得在改革开放30周年的时候，我曾经用两句话、6个字来表达我的感受。第一句话，回顾过去，想不到。无论是个人、企业、家庭、社会、民族，真是想不到。第二句话，关于未来，不确定。现在又过去了十年，我还是用这6个字、两句话概括过去的十年和未来。
对于过去，我心存感恩。有的人的感觉是委屈，但是我想，大家都叫我“企业家”了，至少说明我做经营能站住脚。
都说企业家不容易，在中国有容易的事吗？我们都不容易。换句话说，心态非常重要。比如，你制定了要赚10亿的目标，最后赚了两亿，你觉得不满足，最后去找原因的话，会发现找的全是别人的原因。马云就一个，个个把马云当成目标，那肯定一辈子觉得不公。同样做房地产，你一定要把超过王石当目标，那你肯定很痛苦。
第二，面对未来，要把变化、不确定当成常态，把灰犀牛、黑天鹅当成常态。举个例子，2004年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深圳推出两个代表人物，王石和马化腾。我当时对马化腾有点不以为然，但很快就发现了，完全不同的时代到来了，互联网、数码来了，他们的时代来了，我要学着去适应这个时代，学着把互联网当成工具来应用。
所以当前面对疫情的不确定性，我也没有想到。疫情发生后，我做了一些事情，导致我的状态出奇地好。
去年我组建了两个公益基金会，乡村发展基金会和猛犸基金会。乡村发展基金会是由100个人组建的，包括50位企业家和50位知名人士。我们和延安大学合作，建立了延安大学二级学院，也叫乡村发展研究院，2019年8月挂牌，2020年开始招研究生，同时成立“明日地平线”大讲堂。
原本大讲堂是定在线下，并计划以各地农业大学为讲课的地点，一年开讲10次。疫情之前，勉强做了两次演讲。疫情发生后，不能聚会，学校都在网上教学，讲座也被迫变成了网上。张朝阳是基金会理事之一，我就在张朝阳的搜狐千帆教育上做直播大讲堂，一个礼拜就直播了4次，一次1个小时，第二个礼拜又连续直播5次，现在已经14次了，它突然就成了一个网红节目。
我从中开始明白，网上直播不能代替线下，但是显然网上直播已是主流，而且网上直播频率要比以前高多了，教学内容题材很容易就动员起来。接着抖音、快手等直播平台都找上门，我们成了非常好的内容供应商。
猛犸基金会有3家发起人，华大基因、万科和松禾资本。基金会和中国科学界合作，在大专、大学、中学建立基因测序实验室，做基因测序科普。基因测序作为新事物，从分子生物学的层面来观察生命、认识生命，未来也会像显微镜一样普及。
猛犸基金会已经在3所中学建立实验室，北京、深圳和广州各一所。疫情发生后，大多数基金会做的事情是捐口罩、防护服、护目镜、手套、测试盒。猛犸基金会因为有华大基因的测序技术背景，核酸测试对我们是小儿科，我们即刻决定，对20家医院的实验室进行升级，或直接捐赠核酸测试实验室。例如有的实验室之前一天测试量是200份，我们能升级到400份；原来没有测试能力的，只要卫计委同意，我们可以捐建。捐建的不仅仅是实验室的设备，还包括一些基本建设，这正好是万科的强项。
我们给卫计委写了一封信，主动推荐，最后在湖北捐建了7间，湖北省外9间。捐建到16间的时候，国内疫情已经基本得到了控制，我们即刻转战国际，首先给日本捐赠试剂盒，在国际上引发巨大反响，随即40多个国家的驻外使馆向当地的政府请求捐赠试剂盒，我们最后给40多个国家进行了捐赠。之后，我们开始在国际上捐实验室或给当地实验室进行升级。首家是塞尔维亚，4月20号已经举行了签约仪式，我和汪建代表中国方面参加了云上签约仪式，预计我们要援建或升级的实验室，至少会达到20家。
疫情之后，我们再回来看猛犸基金会，未来想要在中学、大学做基因测序实验室，会不会有人响应？这都是可以想象的。发生的任何不确定机会，都是给有准备的人。
我一直在感激，觉得幸运，没有想到自己能得到社会的尊重，在国际上有一定的影响力。我突然发现，即使没有疫情，在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的阶段，在东西方文明冲突、中美贸易摩擦的背景下，深圳作为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其角色和过去已不大一样了。如果说过去是摸着石头过河，现在则不允许你再摸着石头过河，需要有更多前瞻性的、规划性的内容，不断地调整往前走。
中国对深圳会有更多的期望，我们是既得利益者，我们在还没到走不动、糊里糊涂的时候，就应该感恩，做贡献。如何感恩？就是无论从做生意还是做慈善等各方面，都带来好的可能性，等到有一天去父母那儿报到的时候，可以安心地去。过去都是在培养、锻炼我，现在要知道应该怎么做。
何伟：民间基金会走出去，能够一定程度上提升中国的形象，猛犸基金会有没有考虑走得更快一点？
王石：我想谈一下这么多年在国际上经历的体会。首先我非常在乎日本，原因很简单，第一，它是我们的邻居；第二，我们的文化很相近，人种也接近；第三，日本是第一个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成功转型的发达国家，当然它曾经走向帝国主义，是个教训，我们也深受其害。
其次，也要学习欧洲、美国，因为现代社会是从西方起源的，只不过与欧美相比，直接从日本学习，借鉴性更强一些。学习日本，应该是我们现代化的一个捷径。
上世纪80年代到现在，我们与日本的关系，是学生与老师的关系。深圳和香港亦是如此，香港是老师，深圳是学生。但差不多从十年前开始，深圳对香港的依靠性越来越小，逐步平视，甚至现在深圳有点超越香港的感觉，同时我也已经感觉到日本开始平视我们了。显然，现在欧洲和美国还不是这样，尤其美国还在俯视我们。我们和欧洲会从仰视变成平视，我们和美国有一天也会变成平视，我觉得这是个过程。
真正重要的不是别人怎么看我们，而是我们怎么做。比如现在一些企业家，已经开始在俯视香港的企业家，我觉得这不对，应该平视。以做公益为例，香港的企业家做公益是非常成功的。香港恒隆地产，其规模不如李嘉诚、李兆基旗下的地产公司大，但是他们十几年前就捐了4000万美元给故宫，专门做其中一个殿的修复，不动声色地引进国际上一流的古建筑、古文物修复技术。恒隆地产董事长陈启宗的弟弟是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博士毕业，他们以家族名义向哈佛公共卫生学院捐赠了3.5亿美元。
更不要说邵逸夫先生。我在中国登山、探险，去了很多地方，从拉萨、日喀则到大庆，乃至更多偏远的地方，都看到邵逸夫先生捐赠的教学楼、实验楼。李嘉诚先生报效他的家乡，在引进高等教育方面不遗余力，创办了汕头大学，他又通过汕头大学和以色列最棒的大学之一海法理工学院合办了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是以色列大学在海外合办的唯一的学院。
我举这些例子想说，香港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地方非常多。中国发展很快，外界心态的不平衡肯定有，这是很正常的，但是关键是我们能不能更虚心、更谦卑一点，更多看到别人的长处。
04
谈再创业：有压力，看好中国、日本和以色列
何伟：您当前的创业计划是怎样的？
王石：我退休之后，在以色列成立了一家风险投资公司，在日本注册了一家公司，投资的标的都在中国。这和我个人倾向性有关系，不论是我个人资源，还是我认为未来的发展空间，都在这三个国家。中国就不用说，日本的国际网络渠道、对国际商业社会的认知、资本的富余量都是很显著的，中国的国际市场拓展如一带一路，如果能和日本结合起来，空间是非常大的。
以色列这个民族一直在危情、危难中，所以他们一直很团结，一直在创新。除此之外，他们还会休闲。休闲的英语叫sabbath，和安息日是同一个词。他们的律法规定，安息日工作是违背信仰的。安息日这一天就一定不要带任何功利性，而是用来想问题、开放交流。这不影响他们出诺贝尔奖获得者。
犹太人的社区在平常的生活日是不对外开放的，安息日是个例外，那一天他们欢迎任何愿意来了解他们的客人，包括陌生人、邻居或异教徒。我在那儿过了40多个安息日，每到安息日，我一定要到他们家里去体会，聊天、吃饭，其他什么都不做。
我曾带着一个做风投的朋友到一个不太熟的人家里。那家主人是个大律师，过去一直是在伦敦执业，后来又回到以色列。朋友非常兴奋，因为他准备在以色列投资，需要了解当地法律。他当即掏出名片递过去了，我注意到大律师非常犹豫地接过来，然后表示，“名片我会给你的，但是今天不行”。但实际上我们第二天就走了，不可能再来的。
以色列创新、有活力，农业发达，高科技发达，但他们没有什么大公司，他们只有一家医药500强，这家公司3年前收购了美国一家非常大的垄断药业公司，成为全世界的十大药厂之一。以色列海法理工学院和我所在的希伯来大学，资源非常短缺，他们没有能力出来办大学。李嘉诚先生就出了13亿港元，把以色列理工大学引导到广东来。所以我必须到以色列去建立孵化器，孵化到一定程度再进入中国，这是我再创业的想法。我的风险投资基金在日本成立，到以色列去投资孵化，再到中国来投资。
日本的大企业在中国投资很长时间了，倒是日本的一些中小企业也开始想到中国来，只是对于具体怎么做还不太清楚。现在疫情给的机会太好了，打破了原来的路径依赖，逼着你进入一个完全不熟悉环境，但是人性并没有变，经营管理企业的方法没有变，只要你插入进来了，还有机会。对中国的机会，现在才刚刚开始。
何伟：现在创业有压力吗？
王石：有压力。压力和过去不一样，1983年到1984年，做鸡饲料的那一段，压力最大，我从来没体会到比那时候更难的阶段。
何伟：回顾您创业的历程，有没有至暗时刻？
王石：2008年很难，但不是至暗时刻。我到深圳创业时，世界观已经相对成形，父母、中小学教育、部队、工农兵学员、三年大学，都无意中对自己造成了综合的影响。
为什么我要到深圳来？就是觉得我想做的事情啊，过去没有得选择，而现在可以。辞职要到深圳来，这是非常大的一个选择。所以是自己选择的，再难的时候，我告诉自己这是自己的选择，不是你被动的，不是别人给你安排的，所以一步步坚持下去，再怎么做不会后悔。所以在那之后，我不知道该怎么选择的时候，我的方法很简单，就是这样也可以，那样也可以。如果失败了，那是天意，是自己走的路，是老天爷让你失败。这种心态是非常重要的。
PART
02
流量前浪王石
入驻快手后，王石首条短视频即收获逾760万播放量，3万多个赞和2000多条评论。当后浪奔涌，身为前浪的王石，何以依然能跻身顶级流量？
4月下旬的深圳，南山区一家室内健身攀岩馆，王石和世联地产董事长陈劲松等企业家带队进行小铁人三项的最后一次比赛。6米高的攀岩墙下，69岁的王石十几秒轻松到顶，引发全场沸腾。一个助手全程直播，很快，这条直播被用户顶上快手平台广东省实时人气第一名。此前一天，王石刚刚入驻快手，首条短视频即收获逾760万播放量，3万多个赞和2000多条评论。
当后浪奔涌，身为前浪的王石，何以依然能跻身顶级流量？
王石的关注度，无疑不只来自他带领的公司登上了行业的世界之巅，他本人完成了“7+2”（七大洲最高峰加南北两极）的极限挑战。虽然，冒险、挑战、不服输、好奇心、学习能力等企业家精神在他身上有着多重折射；不过，更能触动人心的或许是，在时代的洪流里，不甘被裹挟的王石，总是努力活出自己想要的样子。
01
非标企业家：主动选择，证明自我
王石的不甘裹挟，离不开时代的成就。
2019年1月9日，中国改革开放的第40个年头刚刚过去。1000多人在晚间黄金时段涌入距离在建的万科新总部不到5公里的深圳保利剧院，倾听王石在跨年演讲《回归未来·感恩时代》中讲述自己的创业缘起与感悟。一年前，他在北京水立方完成了自己的第一次跨年演讲。
1978年，27岁的王石被派驻深圳半年，得以与皇岗村村长庄顺福结下交情。1981年春节，庄顺福例行到广州看望王石，他带来的新奇士橙、555香烟和特区成立后深圳变化的消息，令王石深感冲击。1983年春，王石作出职业生涯的第一次主动选择，告别广东省外经委，到深圳创业，开启人生第二阶段。
“我当过兵、当过工人、当过机关干部、当过工程师，这些经历都是我被社会选择，不是我主动的选择。改革开放给了我们有尊严地选择自己命运的机会，我主动选择来到深圳创业。我非常珍惜我的选择，我要对我的选择负责。”
王石下海经商的第一站，是1983年在深圳特发下属贸易部饲料科担任科长，从事玉米贸易。王石对新财富坦言，做鸡饲料的那一段，压力最大，“我从来没体会到比那时候更难的阶段”。炙热的深圳，他靠邓丽君的卡带和崔健的摇滚排解孤独，在旱冰场上摔得精疲力尽才回去睡觉，最终完成了未来万科的原始资本积累。
1983年底，饲料科全体员工转入科仪科。1984年5月，万科前身深圳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成立，王石担任法人。录像机经销，是其第一笔生意。王石的商业才能进一步显现。
“当时，一台录像机进货价2100元，批发价7000元，零售价是13000元。我去找了一个最主要的经销商，我现在有15000台，你要的话给你一台1500元。签合同第二天，我把广告经理叫来，说你打个广告，由于供货原因，我的货到不了了，急购30000台。广告经理惊了，我们是卖，怎么会买呢？我说，我是老总，你是老总?他说，你是老总，听你的。一登报，全国雪花似的电报来了，我一算同时到货的会有20吨。市场因为这么大一笔单子，零售价继续增长，但是货一到，批发价就从7000元一路降，最后降到800元。我再次进货，因为我在这个过程中建立了很多渠道。上次不是进货价2100元，我卖1500元，亏了700元吗？但现在我800元进来，还卖1500元给他，赚了700元，这样一进一出把亏的钱补上，我还赚了。”
成为深圳最大的录像机经销商之后，王石开始拓展其他业务，并于1988年在罗湖红桂路拿下威登别墅地块，进入房地产业。“到了1992年，我突然发现房地产的局面和我卖录像机时惊人地相似。我把财务叫来：1984年到1992年做录像机赚了多少钱？财务说一直在亏。因为超额利润的市场早就过去了，但是你培养的团队不会做非超额利润的市场。这是市场给我上的一课。我反思后得到一个结论：市场是很公平的，你怎么投机赚的钱，它一定让你还回去。只要你培养的是一家可以坚守价值底线、拒绝利益诱惑，坚持以专业能力从市场获取公平回报的企业，没有什么经济寒冬是不可抵御的。”于是，他又主动选择利润超过25%的生意不做。
主动选择，贯穿王石的创业生涯。此后，他又作过许多广为人知的选择：放弃万科股权，成为职业经理人；出售万佳百货、怡宝等企业，退出多元化业务，专注住宅开发；曾被医生诊断下半辈子可能在轮椅上度过，却在52岁登顶珠峰；60岁重拾留学梦，在哈佛与自己1/3年纪的后浪们成为同学……个性鲜明的选择，让王石成为非标准企业家，时常收割人们的话题流量。
作为一个企业家，40年站在流量风口，并不容易。企业家的流量，首先与企业的地位息息相关。如果掌舵的企业不能稳立行业之巅，公众对其兴趣也会随之衰减。
而创业是一场九死一生的历险。改革开放的大潮，成就众多企业家，也涤荡无数人的创业梦想。尤其是过去40年，从制造业、房地产，到互联网+、AI+，中国经济风潮迭代不断；从资本游戏套路翻新，到并购重组挤泡沫，许多暴富故事沦为一地鸡毛；加之宏观调控此起彼伏，企业资金链时时面临大考，对于任何一个企业家，做对大多数选择题，保持正确的商业方向和策略，才能跨越所有风口和暗礁。
新财富从2003年起，每年通过500富人榜研究中国民企创业创富情况，18年来，持续在我们榜单上占据一席之地的创业者，只有37人。他们之中，从1978年开始创业或从事相关业务、进行创业准备的，只有美的何享健、碧桂园杨国强、福耀玻璃曹德旺、沙钢集团沈文荣、浙江龙盛阮水龙、浙江广厦楼忠福等寥寥数人。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代企业家，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全新的时代，不仅需要探索市场边界，学习商业技能，在野蛮生长中掌握商业法则，也需要学习如何面对财富、建构商业伦理。如同改革开放摸着石头过河，企业家们破局市场的过程中，非标准化的选择也是一种常态。
而回溯王石的一系列非标选择，固然有市场逻辑在生效，也在于企业家精神的驱动：证明自己。他坦率地表示，自己挣钱的目的，更在于追求证明自己的能力。
创业本身，是一条自我价值证明与自我实现之路。企业家无论前浪后浪，在财富成为数字之后，也在不断追求破圈，在更广泛的边界证明自我能力。而成长于循规蹈矩时代却又富于挑战精神的王石，自我证明的动力更为充沛。
1988年万科股份制改造，他放弃股份，一个原因就是出于对自己能力的自信，他相信自己能够不靠股份管理好一家公司。外人揣测，他有没有后悔过。他总是轻松应对：就是因为放弃了，你才能看到我依然这么生龙活虎，让自己保持饥饿感，才有动力不停地去折腾。
他说，按照进化心理学，通过展示自己的能力，并被大众接受，这个过程很愉快。他发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里，最高级的“自我实现”需求，不同样是得通过大家对你的认可来获得满足吗？
种种非标选择背后，是他希望在更多的人生维度自由探索，在时代的洪流里，活出自己想要的样子。万科“创造健康丰盛的人生”的企业文化，包含着王石的追求。许知远在《十三邀》第三季评价王石，他属于不多的拓展了这一代企业家维度的人，从企业家变成社会活动家。
而企业家的影响力要向社会辐射，并不只是证明“我能”，还要达致“我们能”。这不仅需要充分的公信力与号召力，也需要对于社会大众有深刻的理解。从企业家到社会活动家，可能是一段苦其心智的历练。
02
公益：携商业经验，与社会良性互动
拥有顶流的中国企业家，马云亦是其一。
2020年4月26日，阿里巴巴第四届橙点公益奖颁发，以奖励内部年度十佳公益项目与团队。马云一段寄语获奖者的VCR，被冠以《商业本身就是最大的公益》的标题，挂到了阿里在B站的官方账号，并随即引爆40万播放量、7000多条弹幕、9000多条评论。后浪们的群嘲淹没了视频本身，最后，阿里不得不予以删除。2019年，马云在内部交流中提及“能做996是一种巨大的福气”，同样引发众多网友怒怼。
马云与公众的冲突，王石早有经历。2008年5月，汶川地震后，王石在博客中写，“万科对集团内部慈善的募捐活动中有条提示：每次募捐，普通员工的捐款以10元为限，其意就是不要让慈善成为负担”，全网骂声一片，主流媒体也发声批评。
捐款门，令王石陷入人生低谷。他发现，1983年创业的那些夏夜，并不是他最孤独的时刻。“很多人对你不了解，是因为你对这个社会不了解。”王石说，我很感谢那个阶段，低谷是我的宝贵财富。王石敬佩褚时健，正是看重他由顶峰跌落到低谷之后的反弹力。
公益是王石了解社会也被社会进一步了解的途径之一。同时他也认为，企业家“能否青史留名”，不在于企业的行业排位，而在于其扮演的社会角色。
参与公益事务方面，王石算得上企业家中的早行者。2004年，他与已故的首创集团原董事长刘晓光、万通集团创始人冯仑等企业家共同发起成立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并在刘晓光之后出任第二任会长。这也是中国第一家以保护生态为目标的NGO。
以环保切入公益，缘于王石的户外探险经历。他回顾自己攀登珠峰时，为了登顶无暇顾及其他，沿途留下了很多垃圾，空瓶子、排泄物都直接扔在了山上。“珠峰是亚洲生活圈很重要的水源生产地，珠峰的不干净，有我的一份子。”王石坦陈这些不为人知的细节。
2003年第一次登顶珠峰之后，他在5年里逐一征服七大洲最高峰，并徒步穿越南极、北极，成为世界上第11个完成“7+2”纪录的人。2004年他启程去北极时，北京大学生物系教授潘文石在机场赠与他北大崇左生物多样性保护基地的旗帜，并附信，“探险是对大自然的尊重，与环境保护、生态保护等精神是一致的”。王石意识到，作为公众人物，可以用自己的影响力，赋予每一次探险活动以公益意义。
2007年第二次攀登珠峰时，他和队友做了个承诺，全程不留下一片垃圾。为了运输队员每天产生的垃圾，他们花钱专门组织了一个运输队，每个人的排泄物，都有一套复杂的装运程序。最后，他们不仅将自己队员产生的垃圾都带下山，还沿路清扫了200多个其他人丢下的氧气瓶和2吨垃圾，并完成垃圾分类和评估。2010年8月，他将垃圾处理装置带到了上海世博会展览。
从2009年起，每一年的联合国气候大会，他作为企业界代表，从未缺席。2018年王石出任远大科技集团联席董事长，也缘于他与远大总裁张跃对于环保的共识。今天，王石到访之处，助理都会悄悄提醒大家，把瓶装水收起来，改用茶杯；点菜适量，保证吃完，不要剩余。多年来践行环保思路，他坚决不喝一次性瓶装水，身边的团队也养成这一习惯，渴了宁可忍着，也不喝瓶装水。
环保之外，王石也关注生命健康、自然保护、灾害救助与儿童保护、乡村发展等公益主题。目前，他身上有40个公益组织的头衔，就算每个组织一年开3次会，每年也有120个会议要参加。
这些头衔，固然与王石的声名和初心有关，也与其在公益事务上的视野、能力和丰富商业经验有关。毕竟，伴随诸多大型企业的介入，公益组织商业化运作、影响力投资等趋势的确立，正令公益慈善这一人类最悠久的社会传统之一变得日益商业化与可持续。无论劝募技巧的改进，还是基金会透明度与运作效率的提升，都有助于公益慈善资源获得最优配置。
2008年，王石推动万科成立万科公益基金会，如今仍担任理事长。时至今日，万科公益基金会、上海南都基金会、腾讯公益基金等都是国内由企业发起的基金会的重要代表。万科公益基金会成立的10年里，在医疗健康、精准扶贫、教育发展、绿色环保、古建筑保护和运动等六大公益领域累计支出近3.2亿元。2018年，其将工作重点转向社区废弃物管理，推动环境保护和社区可持续发展。
公益机构，比拼的是募资的能力、投资的能力，也是散财的能力，也就是说，能够让人心甘情愿把钱交给你，这些钱在你手上能够稳健增值，并且花得卓有成效。这一过程中，企业家的经营管理经验颇有助力。
如果说万科公益基金会的资金主要来自于万科的定向捐资，那么，从2012年王石倡导发起的深圳市红树林湿地保护基金会的募资上，其对公益组织的运营能力可以窥见一二。
红树林基金会是国内首家由民间发起的地方性环保公募基金会，致力于以红树林为代表的滨海湿地的保育，王石、马蔚华担任联席会长。到2015年，即成立的第三年，红树林基金会的筹款总收入883.63万元中，同业基金会捐赠占60.78%，企业捐赠占24.18%，个人大额捐赠占6.89%。2016年，由于开始托管深圳福田红树林生态公园，其收入结构有了转变，当年度筹款1268.27万元中，政府采购服务收入占46.63%，捐赠收入占32.87%。
2017、2018年，红树林基金会的总收入增长显著，分别达到2470.8万元和2575.2万元，除了政府采购收入，其捐赠收入结构也明显优化，2018年1755.3万元收入中，来自个人、基金会和企业的捐赠分别占21%、38%和38%。持续增长的捐赠收入，更为多元化的收入结构，显示其对不同群体的引力增强，这背后，无疑是其能力获得认可。
红树林基金会的成功，引发多地效法，不少省份成立了保护鸟类、保护湿地的生态组织。有工作人员担心，竞争影响基金会的发展空间。“我的心态很简单，应该为此感到高兴，因为我们做了很好的示范。你有水平，去国际上发挥力量，能不能成立国际首个红树林环保联盟？”
2017年6月，正式辞任万科董事会主席之后，王石宣布开启自己的人生第三阶段。他原计划在2021年70岁时退休，宝万之争让他的退休时间提早了3年。退休，让他更专注，也更忙碌，尤其是公益方面的事务日益吃重。
2019年，他与冯仑、经济学家海闻共同发起创立西安市乡村发展公益慈善基金会，致力于成为中国乡村创业创新的加速器。袁隆平、许智宏、李宁、王振耀等50位企业家和50位知名人士，受邀成为联合创始人。
2020年4月，王石率领万科全体员工，通过万科企业股资产管理中心，向清华教育基金会捐赠2亿股万科股票，市值约53亿元，用于共建清华大学万科公共卫生与健康学院，王石出任学院理事会名誉理事长。这笔捐款，也把国内对高校基金会的单笔捐赠拉到了新的层级。
2018年8月，王石出任华大基因控股股东华大集团的联席董事长。与王石相识多年的华大基因创始人汪建曾表示，王石主要关注华大经营层面事务。事实上，王石在华大的公益事务上也担纲重要角色。
2019年初，由华大集团、万科集团、松禾资本共同发起的深圳市猛犸公益基金会成立，王石出任执行理事长。以“让基因科技惠及人人”为使命的猛犸基金会，在新冠疫情中发挥长项，不仅对国内疫情严重地区实施实验室技术升级的援助，捐建或升级的核酸检测实验室达16家，还展开跨国捐赠，为日本、安哥拉、秘鲁、塞尔维亚、菲律宾、阿根廷等40多国提供检测试剂盒。
中国企业家打开眼界，实施国际救助，是中国崛起的有力证明。与此同时，国内公益慈善机构也面临着比尔与梅林达·盖茨基金会这样海外同行的强劲竞争。2020年5月，字节跳动创始人张一鸣向“盖茨慈善伙伴”下设的抗击新冠肺炎公益基金捐赠1000万美元，用于支持“新冠肺炎治疗加速器”。这笔捐赠无疑彰显了张一鸣对盖茨基金会能力的信任。
当下，正在淡出经营一线的中国第一代企业家，集体进入了人生的“后财富时代”。越来越多人希望，通过公益慈善，丰富财富的意义和维度。这其中，有如创办河仁基金会的福耀玻璃董事长曹德旺、创立陈一丹基金会的腾讯联合创始人陈一丹者，对公益慈善事业有着清晰规划和实践路径；也有如张一鸣者，希望借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如何获得后者的信任，公益机构的专业技术能力比拼才刚刚开始。
“没有技术含量，哪有存在的价值？没有专业能力，如何让别人放心地把资金交给你？这和经营企业是一样的，要放弃投机取巧，把基本功做扎实。”王石说。那么，他担纲的公益机构，能否通过做实基本功，获得更多企业家们的捐资投票？
在这一领域，王石或面临更多的自我证明。而其过往的成功企业家经验，将起到有力的赋能作用。“做公益有没有难题？有，但是企业家就是解决问题的。”
03
再创业：深潜水下，放眼国际
王石堪称运动达人，也有骄人的运动能力。平板支撑，十多人齐刷刷趴在地上，2分钟后，年轻队员已渐渐体力不支，4分钟时，剩下王石一人岿然不动，只有额头渗出汗水，比赛结束。立起身的王石表情淡定，“平时能做8分钟，最多时坚持了12分钟”。
2020年4月，疫情的阴霾逐渐散去，为了推动城市复工复产，呼唤城市复苏，作为深圳市登山协会创会会长的王石，响应协会的“深圳十峰”攀登活动，带领企业家、运动员、媒体、普通市民“上山下海”，用8天时间爬完十座山峰，顺带还给自己加了一个小铁人三项，即每天爬山晨练之后，去跑步、划赛艇或攀岩。
谈及运动的乐趣，王石自黑，“就是可以像现在这样在你面前显摆，其实运动的过程并不愉快”。显摆背后，是高度自律和自我克制。比如，为了运动而保持身材，王石饮食颇为节制，早戒了高热量的火锅。只是在这次8天十峰之旅中，才破例连吃三顿火锅，过了非常愉快的一周。
他喜欢的运动，除了众所周知的登山，还有赛艇。
王石2001年在南昌的青山湖首次接触赛艇，就喜欢上这一运动，2013年他到剑桥留学时，已经划了12年赛艇，在世界各地参加过国际大师杯比赛。但是他说，到了剑桥，才真正领悟到赛艇的精神，及其对企业管理、社会关系、个人修为的启示。
赛艇与足球、篮球、排球等团体运动项目最大的区别在于，后者能产生明星，并且几乎都以明星为中心展开对抗。赛艇运动没有明星，一条8人艇，要求强弱互相平衡，弱者要跟上强者，强者要照顾弱者。“每个人要将自我形成无我，又将无我融入到集体，没有个人英雄主义。世界上有那么多体育运动，剑桥、牛津偏偏把赛艇当成传统项目，每年一度的比赛，全国转播，上亿人收看，魅力就在这里。”
2014年开始，王石全力推广赛艇运动。同年，中国赛艇协会推荐王石竞选亚洲赛艇协会主席，他成功当选。卸任时，他一共推动亚洲建立了414家赛艇俱乐部，305家在中国，109家是在日本。2016年，王石个人曾向万科公益基金会捐赠660万元，专门用于赛艇运动推广。
退休后，他也把创业的一大落点放在赛艇上，希望把这项运动带给他最大的改变，分享给更多人，尤其是让企业家团体重新思考什么叫成功，重新定位自己、家庭、社会和国家。王石说，运动就是他人生的一部分，它不仅仅是个人爱好，更多的是从中学习到如何把握人生的位置，同时和企业管理结合。
深潜运动健康（深圳）有限公司（简称“深潜”）是王石二次创业的重要载体之一。深潜成立于2018年4月，业务集训练营、水上运动基地、赛艇事业运营为一体。根据官网介绍，深潜是“体育+教育+互联网”的综合性健康生活方式提供平台，其以赛艇运动为特色和切入点，以遍布北京、上海、深圳等地的深潜城市中心为线下场景，以RockRow App为核心线上平台，通过线上线下联动，为用户提供运动社交、健康管理、赛事运营、知识付费等全方位健康服务。
经过两年的深耕，深潜已形成体育和教育两条业务主线。体育方面，主要依托数量持续拓展的训练基地，建立赛艇俱乐部，组织付费会员训练和参赛；教育方面，除了针对企业家的训练营和青少年训练营，还提供面向企业的团建和素质拓展服务，目前，其已与招商证券、百度等50多家大型企业建立长期合作关系。企业团建已成为深潜获客的重要入口和主要收入来源，会员可以在RockRow App上定制训练计划、数据分析、教程学习、浏览赛事资讯等。
2019年5月，深潜A轮融资中，基石资本投资数千万元，投后估值超过5亿元。最新股权结构显示，深石持有深潜57.6%的股份，珠海深健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持股38.4%，深圳市领创基石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持股3.6%，马鞍山紫荆花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持股0.4%。
目前，王石仍然是十余家企业的实际控制人。他直接持有深石管理咨询（深圳）有限公司（简称“深石”）99%的股权。深石旗下有数家公司，除深潜外，还包括有限合伙企业深圳市梯蔓管理咨询中心、经营范围“含机械产品及人工智能领域的设计”等的深源科技文化（深圳）有限公司以及深圳市深石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等。
2018年11月，继哈佛和剑桥之后，王石又开启了以色列希伯来大学求学之路。他再创业计划的另一部分，也落子在以色列，瞄准大健康领域。
他向新财富透露，自己在以色列成立了一家风险投资公司。公开报道显示，这家公司投资的项目之一，是2019年12月在伯利恒揭牌的海德实验室。这一项目所属的海德计划，由北京东方高圣旗下专注于肿瘤创新药开发的东方略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启动，意在汇聚中、美、以等国的生物医药研发资源，在乙肝创新药研发领域有所作为。
此外，王石还在日本注册了一家公司。在他看来，日本在网络渠道、对国际商业社会认知、资本量级上都有显著优势，中国企业的国际市场拓展如果能和日本结合起来，空间非常大。而无论他在以色列还是日本的公司，投资标的都在中国。
04
社会活动：平视中更多看到别人的长处
早年自认中文表达都“羞涩”的王石，今天能够扎根中国，放眼国际，得益于2011年放下身段，去哈佛游学。
突破语言关的他，国际上活跃的活动家标签越来越鲜明。媒体报道中，他在伦敦出席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公益晚宴，在巴黎气候大会上呼吁企业家共同致力低碳发展，在东京商议举办中日企业合作论坛，他倡导组建的鹏爱乐团在故宫举行公益首演。
在耶路撒冷，他每天坐着公车到校园，并珍惜每一个安息日与当地人交流的机会。回到国内，他饶有兴致地分享对以色列这个国家的观察。在了解到耶路撒冷这个世界宗教中心居然没有佛教寺庙，“我还有点使命感，就是把中国的汉传佛教引导那边去。”王石说，“当然真正实施的是佛教协会，不是我。”如今因为疫情，他已从希伯来大学转学特拉维夫大学，访学也要暂停近一年。
广泛的社会活动，不仅为他打开了一扇国际交流的窗口，也是在国际场合代表中国企业界发声。推动中外交流，也是他如今的一大使命。在这一过程中，他对中国与外界的关系有了新的思考。
日本，是王石如今极为关注的国家。在他的观察中，日本人以前对中国更多俯视，现在已经开始平视，“我们和欧洲、美国有一天也会变成平视，在这个过程中，真正重要的不是别人怎么看我们，而是我们怎么做。比如现在一些企业家，已经开始在俯视香港的企业家，我觉得这不对，应该平视。香港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地方非常多。”
他认为，这次疫情给了中国很好的机会，让世界看到中国在应对大型公共卫生危机时的表现，重新审视中国。与此同时，“中国发展很快，外界心态的不平衡肯定有，这是很正常的，但关键是我们能不能更虚心、更谦卑一点，更多看到别人的长处”。
更虚心，更平和，更通透，也是王石本人的转变。2019年11月，王石出版最新自传《我的改变——个人现代化40年》，分享自己2008年之后的变化：身体的塑造、个性的伸展、智识的提升、社会角色的变化、生死观的变化，并把个人的改变，归拢在中国40年现代化的框架之下。
王石的个人现代化，代表了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代企业家的进阶。
出生于1951年的王石，成长于集体主义时代，前30年跟着国家命运起伏，经历了文革，当过兵、做过工人，上了工农兵大学，当过外贸员。1983年，32岁的王石带着胆识、学习姿态来到深圳创业，用人生的第二个30年打造了全球最大的房地产公司，完成了自我价值的证明，“让建筑赞美生命”的口号成了80后记忆里轰轰烈烈城市化大潮中来自房企的一缕温度。2017年6月，辞任万科董事会主席的王石，投身公益，从商界领袖向社会活动家转身，心态归零的他，带着企业家的“较量”、“自我证明”和“较真”，进入新维度的开拓，从个人实现的“我能”，迈向带动公众价值提升的“我们能”。
从我能，到我们能，王石的示范，也落在他喜欢的运动领域。他参与“深圳十峰”攀登活动，乃至组织“小铁人三项”运动，即意在走出不太接地气的登山、赛艇运动小圈子，推广登山、跑步等适合普罗大众的全能运动，带动不同运动出圈、交圈，突破自我，激发潜能。2020年4月，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他在深圳、南京、扬州等十余座城市完成一轮健康运动巡回。
1983年，王石就在深圳登山。随着挑战世界最高峰的进程开启，他已经有20年没有登过深圳的山了。“深圳十峰”第一天，攀登鹏城第一峰梧桐山，他拿出了10年前的登山鞋，走到半路，鞋底掉了，大家轮番凑上前去看热闹，“王石掉鞋底子了”，人群中哄出阵阵笑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