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腾讯总部腾讯滨海大厦）
文 | 黎诗韵 马可欣
编辑 | 宋玮
如果乘坐时间机器回到2001年，你手里有3200万美元，可以进行一次投注，你会选择投资什么? 你可以投资亚马逊，你的股票将价值41亿美元;你可以投资苹果公司，你的股票将价值超过84亿美元;你也可以在未上市的Netflix的IPO中投资，你的股票将价值90亿美元。
但可以说，现代史上最好的金融投资几乎发生在2001年。幸运儿是Naspers。在时任CEO库斯•贝克(Koos Bekker)的带领下，总部距中国12000公里的Naspers向腾讯投资了3200万美元，获得腾讯了46.5％的股份。
17年后，这笔投资价值超过1750亿美元，回报率高达4500倍。
唯一能与其相提并论的是软银。2000年，软银对阿里巴巴投资了2000万美元，如今其价值接近1087亿美元，投资回报率超过1700倍（软银之后又向阿里巴巴下注6000万美元）。
这就像天上砸下了馅饼（当然不能完全将其归之于运气），但毫无疑问，没有这两次投资，Naspers和软银难以成就今天的地位。
此前，它们有着极其相似的发展轨迹。Naspers和软银都涉足出版行业，又进一步扩展到有线电视业务、手机宽带业务、再到互联网业务。
两位掌舵者的人生也如此相似。孙正义和库斯•贝克都成长于一个环境歧视的国度，他们都去到美国进修，并深感自我不足，于是奋发学习，梦想改造自己的国家，成就一番事业。
现在，软银已经拥有了日本最大的搜索引擎和门户网站、第三大移动通信公司，它也是世界上最知名也最受争议的投资机构之一。而成立于1915年的Naspers也从一个从事传统印刷的媒体集团，发展成布局全球的科技投资公司，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在线分类网站等。
2019年9月11日，Naspers将手中包括腾讯在内的社交网络、分类广告、食品配送、金融，在线旅行等20家公司的股份打包上市，新公司名为Prosus(拉丁语“前进”)。其市值达到950亿欧元(1050亿美元)，是欧洲最大的科技股。母公司Naspers目前市值非洲第一（近700亿美元）。
这是一个当人生意外遇到巨大财富后，命运如何发生改变的故事。Naspers和软银走上了不一样的发展轨迹。
库斯在南非海德堡（豪登省）附近的一个玉米农场长大。他是一个农村男孩，18岁前没有离开过小镇。
（库斯·贝克）
在他出生的1952年，南非正处于种族隔离的时代，但作为荷兰裔，他有机会取得良好的教育。他先后在斯泰伦博斯大学（Stellenbosch University）、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Witwatersrand）学习法律后，曾短暂担任检察官，并加入过一家广告公司。1982年，他前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MBA。
来到美国的第一学期让他震惊，他竟是班上表现最差的学生。“班上50个同学都非常聪明，我必须全力以赴才能通过课程。”库斯在一个访谈中谈到。
和库斯不同，孙正义是生活在日本的韩裔，从小受到歧视，他曾被人骂“滚回韩国去”，还被人用砖头砸伤了脑袋。也许正是这激发了孙正义强烈想改变命运的欲望，他更好斗，更充满建功立业的野心。
尽管比库斯还小五岁，但孙正义第一次来美国的时间比他早好几年。那时孙正义还只是一个16岁的高中生，来美国参加英语短训班，发现自己连r、l的发音都发不准。但他觉得美国是个可以实现理想的地方，他发誓要在美国做出一番成绩。
读高二的孙正义不顾家人反对，直接从日本中学退学转去美国。在井上笃夫所著的《孙正义自传》里提到，孙正义规定自己，一天除了学习之外的时间只有五分钟。
（孙正义。图/新华 ）
当库斯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时，孙正义已经完成了一次校园创业，他做出“电子翻译器”卖给夏普公司，赚得人生的百万美元。1981年，他回到日本创立软银，并与出版业结缘。
由于软银被杂志拒绝刊登广告，他发誓要创建自己的出版业。通过各种差异化的打法，他手下《Oh！PC》、《Oh！MZ》两本杂志很快打开市场。现在，日本软银的印刷部仍是《电脑导购》等电脑杂志的出版方。
一个有趣的细节是，这段时间孙正义不幸患肝病，整整住了两年的医院。孙正义说自己在两年中阅读了四千本书籍，平均一天阅读五本书籍。不过后来根据当时医师的说法，孙正义当时看的是漫画书。
库斯的校园经历没孙正义这么传奇，但他在美国的时光，给他的人生打开了一扇大门。库斯关注到了HBO，并撰写了有关付费电视的论文，他意识到，可以把HBO的经验移植到南非。
于是，他给彼时刚上任的Naspers董事长Ton Vosloo打了一个电话，并获得了一个职位。 两个年轻人就这样机缘巧合地踏入了出版业。
孙正义年少有为，青年时期做的每一个高风险决定都得到了好的结果，这让他在未来的人生中更愿意承担高风险、尝试新机会，这大概率也使得他后期把取得的成就归因于自己有超凡脱俗的天资和能力。
而库斯的成长经历少了很多传奇色彩，在念完MBA之前（32岁）几乎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经历，他的成功源于借鉴HBO在南非开发付费电视业务，没想到这个业务后来成功推动了Naspers转型，也把他推向了CEO的位置。
与16岁就可以到美国念暑期学校的孙正义相比，库斯的成长环境更加封闭，或许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影响了他的投资风格——比起不断捕获新的机遇，他更愿意在一片土地上深耕。
库斯•贝克当时所处的南非，民智尚未完全打开、种族隔离、失业率居高不下，一切都是棘手的。在这种环境下，一个毫无背景的年轻人希望成就一番事业，难如登天。
但他的幸运在于，他赶上了南非民主化和信息化两股世纪浪潮，而且，他还遇到了一个渴望顺应大潮，并愿意给年轻人机会的董事长。而这些是孙正义没有的。
1984年12月，库斯接通了Ton Vosloo的电话。当时Ton Vosloo刚登上CEO的位置不足7个月，在此之前，他做了一辈子的记者和编辑。他正对这家老牌媒体机构感到忧虑不已。
Naspers成立于1915年，简称“南非报业”，是南非四大媒体集团之首。政治一直是这家媒体挥散不去的阴影。20世纪中后期，Naspers一度作为国民党（NP）的喉舌，支持过种族隔离政策。国民党的领袖PW Botha还在Naspers的董事会里。
Ton Vosloo接任后，面对着巨大的政治压力。反对种族隔离的非洲人国民大会（ANC，现为南非执政党）已经壮大，要求释放曼德拉（ANC领袖）的呼声也越来越高。而Naspers曾站在旧势力（NP）一方，这并不是好事。
Ton Vosloo说，他必须在政治上推动Naspers前进，以便其能在政治变革时期幸存。曼德拉在第二部自传《不敢懈怠：曼德拉的总统岁月》里讲述了一个关键细节：
1989年12月13日，在监狱服刑的曼德拉与时任总统德克勒克谈判之前，他读到了《公民报》（Die Burger，Naspers旗下报纸）上的一篇文章。文章尖锐地批评了“群体权利”（这一概念被国民党鼓吹，实际上是让白人少数群体继续垄断所有重要的公民权利），指出“这一伪政策是从后门引入种族隔离”。
曼德拉对德克勒克说，“如果他们（国民党）自己的喉舌都谴责这一想法。我们会不留情面地拒绝它（群体权利）。”
许多年后，曼德拉对来自Naspers的管理者说，《公民报》是宪法谈判道路上取得巨大进展的催化剂。
政治立场问题得到缓解后，Naspers还面临公司的经营压力。当时，公共电视SABC占据垄断地位，蚕食着传统媒体的广告份额。而国民党拒绝让其他媒体涉足公共电视领域。
而库斯•贝克在电话里告诉这位董事长，他知道传统媒体该怎么对抗SABC，他讲了他的计划——如何在南非再造一个HBO。
他获得了Ton Vosloo的信任和支持，迅速成为了Ton Vosloo的私人助理。此后他一手打造了Naspers付费电视业务M-net，这是美国以外第一家付费电视服务公司，也是库斯的职业起点，那一年他33岁。
经过Ton Vosloo与政府的多次斡旋，M-net拿到了牌照。而库斯主要帮M-net解决了技术问题。当时M-net每月亏损约350万兰特（南非货币单位），因为解码器是手工制造，数量有限，一个解码器要用于整个建筑物上。但如果要给一个公寓楼安收费电视，必须90％的居民同意。
库斯推动了首批工厂制造的解码器面世，将其安装到单独的房屋和公寓中，M-Net业务才开始高速增长。如今，M-Net已成为全球最成功的付费电视业务之一，在48个国家/地区拥有超过千万订户。
M-Net业务的成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不仅是库斯•个人职业生涯的基石，更是Naspers长达70年的历史中最重要的转折点，意味着Naspers开始摆脱政治包袱、在数字时代来临之际迎风直上。
库斯•贝克之后又创建了数字卫星电视公司 Multichoice，还将推动成立了手机宽带业务MTN（全球第八大运营商），一路向数字行业继续深入挺进。
如果说孙正义是一个适合开创伟业的人，那么库斯无疑是一个善于守业的人。他是一个成功的职业经理人，专业、稳重、平易近人。
他曾经在Naspers百年诞辰时拒绝了Ton Vosloo关于出版公司史的请求，说如果Naspers数千名黑人雇员读到了公司的过去，会引起ANC政府的注意，还给公司受到监管的业务带来麻烦。
在他治理下的Naspers，高管没有优惠停车政策，大家都统一在开放式空间工作，他还会记得员工的生日。
他还会运一些豪登省海德堡地区农场的玉米给工作人员，后来变成了巴比伦斯托恩农场的李子。他非常喜欢农场，约翰内斯堡的工作人员每年都要有一次烤肉活动，肉都来自他的农场。
想要了解孙正义和他的软银帝国很容易，已经有两本官方自传，以及互联网上层出不穷的报道与文章。但是Naspers神秘得多，不为大众所熟知，了解库斯•贝克更是一件难事，资料凤毛麟角。
1994年，曼德拉在南非大选中当选总统，南非的民主化大门就此打开，南非也重新加入了英联邦，并成为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的成员。
Naspers与旧执政党的同盟关系结束了，并在约翰内斯堡上了市。孙正义也正好是这一年成为软银公司的总裁。此时，软银已是日本最大的软件分销商。1995年，孙正义对初创公司雅虎进行了投资。1996年3月，孙正义对雅虎再追加了1亿美元的投资，拥有了其33%的股份。
1998年2月，软银以4亿1000万美元脱手了雅虎2%的股票。就在不久前，库斯成为Naspers的CEO，并以22亿美元的高价出售了它在欧洲的付费电视业务。 手握巨资，孙正义和库斯站在了互联网时代到来的大门前。
手握22亿美金，库斯想的是，该把这些钱投向哪里？此时，付费电视已经在全世界普及，而互联网刚创建不久。于是，他决定把这些钱投向互联网。他回忆当时说，“我们在每一个阶段上都有一定的运气。”
承认曾经的成功是来源于运气——孙正义可不会这么做。1999年10月的一天，孙正义十分钟内便决定要投给马云3500万美金。这个故事的戏剧性契合了人们对孙正义的想象，一场天才的、挥金如土的任性押注。
库斯也押注了中国。他对中国抱有极大热情，他认为中国曾经是是世界领先的经济体，并预言这种历史格局将重演。 但相较来说，Naspers对于腾讯的投资，更像是两个走到末路的人最终选择了彼此。
1997年，Naspers在香港设立办公室，寻找对互联网的投资机会。但对Naspers来说，中国和互联网都是陌生的领域，所以公司通过雇佣昂贵的咨询师寻找方向。他们还找到了一位中间人——李世默（Eric Li），一位中国风险投资家及政治学学者。但咨询师并没能帮助Naspers找到合适地进入中国市场的方式，公司决定自食其力。
Naspers早期进入中国的思路是自己做，Naspers全资做了门户网站“脉搏网”：这家公司使用从南非引进的技术和系统，管理层混合了外籍和中国本地人，但它最终被本土竞争者（新浪、搜狐等）击败。Naspers在这个项目上损失超过8000万美元。
它还全资做了体育网站“华体网”，Naspers是媒体出身，有卫星，也有一些体育比赛（主要是足球）的转播权，它看好在中国做体育，但是并没有成功。 它还给“易富财经网”——中国最早的私有互联网数据托管中心之一、位于上海的金融门户网站，投了500万美金。彼时，新媒体观察者魏武挥在这家公司任职，他在《MIH当年的一段故事》中记录了当时的情景：
“MIH在中国真的很大方，它要求它旗下的公司，在当地要用最好的office楼。office装修得非常好，什么远程会议设备，都是花了大钱的。我记得搬进中信泰富的时候，完全没有任何异味，想必装修材料、办公用具都是环保型的。薪资很慷慨，也不歧视中国人，按照整个南非体系走。”魏武挥说。
他还记得，MIH的投资风格不是甩手掌柜型的，喜欢派驻自己的员工。当时，易富的COO是MIH派遣的外国人，后者的待遇非常好，专门配车，在上海还有很大的房子，他把老婆和四个儿子都带来了。另外，主导易富项目的投资经理也是外国人，易富创始人强调过，这位经理的国际长途报销是没有上限的。易富的财务人事也是MIH派驻的。
但是这些项目都没有成功。2000年互联网泡沫开始后，它们各自裁员、关闭服务。加上东南亚其他地区的一系列失败，Naspers损失惨重。它经历了自1950年以来的历史第一次亏损，股价从100兰特暴跌至12兰特。
Naspers总结进入中国的一系列失败的原因是：不敌中国本土（home-grown）生长的竞争对手，此后，他们把方向从自己做转为投资。
但当IDG将刚成立的腾讯介绍给Naspers时，内部对这家当时充满人气、却看不到盈利模式的公司依然是极为不安，而且，“那几乎是Naspers最后一组可用的资金了”，Ton Vosloo说。
投还是不投，内部的意见出现了很大分歧。当时Naspers在中国和东南亚的投资亏了很多钱，他们认为不能再将公司最后的资金用于这么高风险的投资。
在讨论了整整一年后，库斯领导的董事会才终于按下了赞成键。Naspers对腾讯的交易于2001年完成。以3200万美元购买了腾讯46.5％的股份，“实际上，对腾讯的投资是Naspers在艰难而动荡的年代中最后一笔重大的互联网投资。”Ton Vosloo说。
这笔投资对Naspers意味着什么，Ton Vosloo用了如下比喻，“腾讯是Naspers王冠上的宝石，也是箭袋中最锐利的箭头。如果腾讯咳嗽，那么Naspers会患上肺炎。”
2016、2017年财报显示，Naspers的营业利润分别亏损了1.77亿和3.6亿美元，但腾讯的分红却高达1.46亿和1.91亿美元。2018年中报显示，Naspers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为3.7亿美元，其中来自腾讯的分红收入为3.35亿美元。它无法摆脱“腾讯依赖症”。
在长达17年的时间里，马化腾本人都时不时在减持，但Naspers自从买入腾讯股份开始，便只拿分红，从来没有卖出过一张腾讯股票（直到2018年）。
这体现了Naspers投资的延续性和专注性。Naspers没有任何LP，只拿自己的资金投资，这意味着相比其他VC而言，它可以更长期地持有一家公司的股份。
投资腾讯深刻影响了Naspers未来的投资信心及思路，在腾讯之后，对创业者的投资和信任成为Naspers的主要关注点。
成功投出阿里、腾讯之后，软银和Naspers开始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互联网投资上。但不一样的投资思路、风格，Naspers和软银走出了不同的发展轨迹。
和孙正义积极向沙特王储募集资金不同，Naspers的资金来源始终从自己的储备中来。Naspers业务分为四块，一是已经分拆上市的prosus；二是南非的传统媒体业务media24；三是南非的互联网业务Takealot；四是已经分拆上市的电视业务multichoice。
Naspers将自己定义为全球消费互联网集团、世界上最大的技术投资者之一。Naspers相信庞大的社会需求会给电子商务的发展创造巨大机遇，消费者需要更便捷的支付方式、更优质的餐食选择、和更迅速廉价的配送方式等。
Naspers的投资领域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电子商务，包括在线分类、支付与金融科技、外卖、电子零售和旅游5个板块，另一部分是社交和互联网平台，由腾讯和俄罗斯互联网巨头Mail.ru构成，Naspers持有前者31.1%的股份，后者28.0%的股份。
和软银在全球广泛投资不同，Naspers尤其关注印度和中国。在过去的五年中，Naspers向印度注资了40亿美元。
具体打法上，Naspers的投资更为聚焦，基本吃透一个领域。食物配送方面，它所投资的德国Delivery Hero、巴西的iFood、印度的Swiggy（和Uber Eats竞争）形成了组合拳；在线分类网站上，他们投资了印度的OLX，美国的Letgo、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Dubizzle和俄罗斯的Avito。
而软银的投资则更为分散。“他们是伟大的投资者，但是他们的方法很宽泛”， Naspers现任首席执行官鲍勃·范迪克（Bob Van Dijk）曾这样评价软银，“而Naspers则更加专注。我们投资于我们真正了解的东西。对我们有益的是积累专业知识，然后再壮大。我们无法在我们不理解的事情上投入1000亿美元。”
在很多情况下，腾讯都紧随Naspers的投资步伐(如Swiggy和Ibibo)，而阿里和软银则抱在一起(均投资了Snapdeal和Paytm Mall)。竞合关系一直都在，Naspers和软银都投了Flipkart并获得丰厚回报，阿里与腾讯所投的Swiggy的竞争对手Zomato有合作关系。
在投资管理上，两家公司也风格迥异。Naspers一再强调要尊重当地团队自己的判断，而孙正义则非常重视控制、竞争、扩张规模。
在资金退出方面，因为是募来的基金，软银更在意退出，而Naspers则不是这样。Crunchbase数据显示，SoftBank共有过37次退出套现，Naspers则是6次。
“软银的愿景基金是一个有退出日期的基金，需要在某个时间点退出，而我们没有。”Bob Van Dijk说，“Naspers没有外部有限合伙人，也没有退出的视野。如果我们发现企业有上行空间，那么我们就不会退出。”
这意味着Naspers对公司的投资额没有限制，其提供的资金本质上是“长期”和“耐心的”。
比如在食品配送领域，尽管在可预见的未来可能长时间都是无利可图的状态，但Naspers感到其具有巨大的潜力，近年来已为此投入了50亿美元。
最终看投资成绩单——如果说Naspers是顺风顺水，那么软银则是大起大落。滑铁卢在于Uber和WeWork。据国际研究机构Sanford C.Bernstein分析师Chris Lane统计，软银目前的在Uber和Wework（按公司估值从240亿美元下滑至150亿美元计算）上的投资累计损失可能高达63.6亿美元。正因此，软银的11月财报经历了14年来的第一次季度亏损。
如果说孙正义的野心是要利用资本实现堪比Google、Facebook这些巨头对世界的影响力，那么Naspers的驱动力也许来自如何做好资源配置，利用好手里的钱为股东赚取更多的分红。
库斯上任时Naspers的市值刚刚超过50亿兰特，如今Naspers的市值已超过2200亿兰特。
如果将Naspers和软银视为两个投资标的，前者稳健，后者则大起大落。不能说谁更成功，谁更失败。事实上，从更长期来看，成功取决于当时的环境，取决于创始人自身，取决于诸多因素。但毫无疑问，它们仍然拥有对互联网的勇气、好奇心和远见，他们都希望能将当初的幸运一直延续下去。
（本文首刊于2019年12月23日出版的《财经》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