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债务危机如同一座即将破裂的水坝,潜藏着巨大的破坏力。
2023年1月18日上午,美国政府债务已突破31.4万亿美元的法定限额,比预期的提前一天。
美国财政部部长在给众议院的一封信中表示,债务触及上限后,将不得不采取“特殊手段”,涵盖暂停向公务员和退休老人发放福利等。
这些手段就像临时的救命稻草,只能让政府在有限的时间内支付债务利息等紧迫支出,而且,这根救命稻草的效力最多只能撑到6月初。
到那时,美国国库可能会如同干涸的河流,引发前所未有的债务违约灾难。
随着美国联邦政府最近触及债务上限,国会两党在政府面临违约危险之际,关于债务上限的问题再度上演一场“激战”,这就好像让“一群狂欢者来设定饮酒限制”,然而实际上根本没有“真正的限制”。
美国债务危机屡现,此时中国手中紧握着近1万亿美元的美国债券,假设美国到头来赖账,不归还我们这笔巨额债务,我们该如何应对?
今天的文章将引领大家探讨美国债务危机的起因与实质,以及中国在面临美国违约的情况下将如何应对。
为何有人认为美国可能会赖账呢?这与美国债务上限名存实亡的现象有关。
事实上,美国历史上已有七十多次突破债务上限的案例,其中最著名的是2011年的债务上限调整事件。
当时,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相关法案。
法案内容包括:将美国债务上限提高至少2.1万亿美元,并在10年内,削减赤字超过2万亿美元。
虽然在关键时刻,美国国会两党成功通过了债务上限调整法案,从而暂时避免了美国债务违约的风险,但在该方案中,人们并未看到两党对于债务问题的根本解决方案。
法案并没有在如何真正缩减赤字等核心问题上达成一致,两党间也缺乏妥协与共同努力的迹象,债务调整更像是一种拖延手段。
因此,这次美债危机导致美国主权信用评级历史上首次降级,这也意味着美国赖账的风险增加了。
那美债危机究竟从何而来?从直接原因来看,美国的债务经济模式可谓是始作俑者。
自20世纪70年代经济危机爆发以来,凯恩斯主义的负面影响开始逐渐浮出水面,美国经济长期陷入“滞胀”的泥潭。
为了刺激经济增长,20世纪80年代的里根政府开始推动以金融自由化为核心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将经济发展的焦点从生产领域转向了金融领域。
随着美国将经济发展重心转向服务业和不断创新的金融衍生产品,美国经济呈现出“空心化”和“去工业化”的趋势。
制造业日益式微,众多美国企业离开本土,转战海外寻求发展机会,实体经济持续萎缩,工业生产能力下滑。
与此同时,金融服务业繁荣发展,华尔街成为经济和财富的聚集地,财富大量流向金融寡头,社会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
在有效需求严重不足的背景下,美国政府一方面降低信贷标准,鼓励民众借贷消费,另一方面通过发行美元国债和其他金融衍生产品实现美元回流。
如此依赖债务驱动经济发展的模式,最终导致了“次贷危机”的爆发,进而演变成整个金融体系的危机。
为了防止金融体系的崩溃,美国政府不得不实施大规模救助措施,导致政府负债规模急剧膨胀。
2008年,美国政府债务首次冲破10万亿美元大关,此后持续攀升,2013年已飙至17万亿美元,是美国财政收入的7倍,人均负债约达5.37万美元。
尽管国会在2013年10月16日终于通过了避免债务违约的解决方案,但这仅仅是对债务问题的表面润色,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设定的债务上限仅仅限定了日期,而非金额,这意味着政府债务会随着开支的增长而无上限地膨胀。
沉重的债务负担使得美国的债务融资成本不断攀升,阻碍经济复苏。
有研究表明,当一个国家的债务总额占GDP比例超过90%时,经济将陷入停滞,债务依赖会加剧,从而陷入以债养债的恶性循环中。
在过去的四十年里,美国经济历经能源危机、次贷风波、金融风暴等一连串的困境,经济增长步履蹒跚。
债务上涨速度远超财政收入和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债务违约风险日益紧迫。
因此,可以说“美国赖账”的风险正是这些危机层层叠加所塑造的,它揭示了美国经济发展模式中潜藏的严重问题。
要找到“美国赖账”的解决方案,我们还需深入探讨美债危机的根本。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依靠强大的经济实力,通过《布雷顿森林协定》的相关条款,即黄金与美元形成锚定关系,其他各国货币与美元保持关联,基于此实行固定汇率制,将美元打造成战后唯一的国际货币。
至此美元在国际金融货币体系中的地位犹如棋局中的“帅”,一举成为了无人能敌的霸主。
在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中,美元通过美国对外投资援助实现流通,受援国再用美元向美国购买物资,以实现美元回流。
然而,随着西欧、日本经济的复苏和新兴经济体的崛起,美国经济竞争力递减,对外贸易开始陷入逆差,美元回流出现问题,美国逐渐从债权国演变为债务国。
当尼克松政府时期,美国的债务已超越其黄金储备,各成员国纷纷开始用美元兑换黄金。
为防止美国黄金储备急速减少及减轻债务压力,1971年8月,尼克松政府单方面宣布暂停美元与黄金兑换,同时扩大外国货币对美元汇率波动的允许范围,美元开始贬值。
为了巩固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美国积极推动建立以浮动汇率制为核心的新型国际货币体系。
在1976年签署的《牙买加协议》中,美元与黄金正式脱钩,各国货币开始实行浮动汇率制,自由兑换成为各国货币间的主导模式,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宣告瓦解。
在新的以浮动汇率制为基础的牙买加货币体系中,美元作为主要的计价、结算和储备货币,发行量不再受美国黄金储备量的制约。
如此一来,“美国可以根据自身需求制定货币政策,决定货币价值,而其他国家则无法依据自己的需求制定货币政策和币值。”
美元取代黄金成为储备货币,进一步强化了其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核心地位。
在牙买加体系下,美元循环演变成一种新模式。
美国通过国际贸易从其他国家购买资源和产品,以美元付款实现输出;出口国则将美元用于投资美国或购买美国国债,使美元回流。
在这一循环体制中,“美国无需担心双赤字问题,常规项目赤字可能引发的美元贬值由亚洲央行承担,财政赤字可能导致的国债问题同样由亚洲央行承担。”
美国无需为其负债行为负责,可以通过美联储发行大量美元,换取其他国家的重要资源和产品,再用财政部发行的国债换回美元。
这种资本循环模式让美国经济得以运转,债务经济模式得以延续。
在美元泛滥的背景下,尽管不会出现债务违约,但美债的价值却大不如初。
美国利用这种资本输出方式对其他国家进行剥削和控制,转移危机并绑架全球经济。
正是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为“美元”和“美债”提供了极大便利和利润空间,客观上助长了美国发债的无节制和不负责任,导致美债快速增长。
因此,美债危机的实质,在于美国运用其金融霸权体制,将对自身造成伤害的各种风险转嫁给其他国家。
这也给了我们一个启示:想要应对美国的赖账风险,最有效的方法是逐步降低对美元的依赖。
然而,在美国金融霸权体制下,中国想要摆脱对美元的依赖并非易事,尤其是当初中国曾大量购买美债,与美元紧密捆绑。
自20世纪90年代起,中国逐渐成为全球产业链的一部分,特别是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迅速崛起,成为全球最大的加工制造基地和低端工业品的主要供应国。
得益于中美经济结构的互补性,美国成为中国出口产品的最大市场,而中国也成为美国消费品的主要来源。
因此,在过去的30年里,中国在对美贸易中积累了巨额贸易顺差。
考虑到美元的国际地位、美国国债的相对安全性、流动性和稳定的投资回报,中国利用多年积累的外汇储备购买了大量美国国债。
2008年9月,中国超过日本成为美国最大的债权国,当时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就已高达5850亿美元。
尽管如今中国已出售了部分美债,但手中仍握有近1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
面对美国的债务违约风险,中国想要立即收回所有债权是不现实的。
最佳应对策略是逐步减少对美元的依赖,摆脱“借钱的诱惑”。
那么,中国能采取哪些措施呢?
面对美国的不讲信用,中国和世界各国其实已经做好了应对准备。
一方面,我们开始“去美元化”,首先从石油交易开始,因为规模超过2万亿美元的石油市场无疑是美元影响力的关键所在。
现在,中国正逐步用人民币或数字货币替代美元进行石油交易。
比如从2020年起,伊朗石油卖家已向中国市场输送了约2000万吨石油,这些交易主要通过人民币和欧元完成。
同时,委内瑞拉的石油出口也开始接受人民币、卢布等非美元货币,甚至还推出了支持石油进出口的数字货币“石油币”。
此外,中国的上海原油期货也效仿俄罗斯推出的卢布计价石油期货,引入了人民币计价和计算机制。
同时,“去美元化”还包括出售美元资产,这意味着在外汇储备中逐渐减轻对美元及其金融产品的依赖。
数据显示,中国从2022年开始持续减持美国国债,截至2023年一月,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仅为2022年初的80%左右。
另一方面,中国正积极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长久以来,中国一直是美国的主要贸易顺差国,源源不断地输出低价工业品和生活用品,累积了庞大的外汇储备。
但是,缺乏投资渠道的外汇储备只能用来购买美国债券。
因此,要想减少“借钱给美国”的频率,就需要让人民币走向世界。
这意味着中国需要扩大进口,实现贸易逆差;同时加大对外直接投资,使境外人民币存量迅速增长,从而提高人民币在国际上的流通度和金融市场规模。
例如,中国已逐步在众多贸易领域实现双边货币结算,与四十多个国家签订了货币互换协议。
此外,中国、日本、韩国以及东盟国家,正考虑在金融危机时采用人民币和日元等货币作为互通资金,从而在多国之间建立一个不仅依赖美元的资金供应体系。
的确,虽然国际收支逆差会降低我们的盈余,但与此同时,我们持有的实物资产将得到提升,民众的福利水平也将上升。
针对贸易收支失衡等问题,我们可以通过境外人民币购买人民币债券、实施人民币外国直接投资等方式实现资金回流,从而平衡收支。
随着人民币在跨国贸易和金融交易中逐渐成为主要结算货币,人民币的国际化程度将持续攀升,最终摆脱“美国赖账”对我国的负面影响。
总之,在应对美国赖账问题时,我们应保持冷静与智慧。
通过积极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减少对美元的依赖,我们可以逐步摆脱美国金融霸权的影响。
在此过程中,我们要将国民福利和持有实物资产的提升作为优先目标,通过创新跨境贸易和金融交易模式,增加与其他国家的货币互换和合作,逐渐摆脱“美国赖账”的困扰。
未来,中国将以坚定的信心和战略眼光,不断巩固和拓展在国际经济舞台上的地位,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参与者。
这不仅有助于我们抵御美国赖账的风险,更将有力推动全球经济体系朝着更加公平、平衡与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1]张锐.全球“去美元”的客观逻辑、路径依赖与趋势展望[J].对外经贸实务,2021(10):17-21.
[2]孙杨.美债危机对中国的影响及应对措施[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32(12):136-139.
[3]戴金平,邓郁凡.美债危机的实质、影响与中国对策[J].高校理论战线,2012(01):33-37.
[4]孙海泳.中美债务问题及其影响[J].新视野,2012(05):45-48.
[5]李准,潘晓彤,甄翔. “美债炸弹”滴答作响,两党将摊牌[N]. 环球时报,2023-01-19(016).
[6]谢彬彬. 永不“断更”的美债上限闹剧[N]. 新华每日电讯,2023-02-08(006).
[7]陈佳怡,何奎. 美债上限“闹剧”再上演[N]. 上海证券报,2023-02-13(004).
[8]应霄燕.美债危机的本质是制度危机[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3(12):69-71.
[9]陈元,谢平,钱颖一主编.《美债与欧债 拖累全球经济的孪生兄弟》.201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