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民国二十一年船洋是上海中央造币厂正式投产的第一个品种，因为其容易引起的误会被回收。据我祖父讲，后来造币厂因为没有钱发工资，厂长就签字把封在库里的银元支付薪水，其中就包括停止发行的三鸟。”
用“三鸟币”发工资，这样的奇事也是颇有趣味！本文将为您细细讲述那段逝去的时光~
祖父的三鸟币工资
我从1983年开始喜欢集邮，那可能是当时我们这一代人最流行的爱好。经常去的是北京三里屯的邮亭，这里有一个自发的邮票交易市场，每天都集中一些邮商和集邮爱好者在这里交易，尤其是新邮发行的日子，就会热闹异常。
那时的邮商基本上都是兼职的，还要在单位上班，有些是长期泡病假才出来混。如今身价过万的庚申猴票，当时不过两块五，其价值是无论如何超不过≪梅兰芳≫，≪关汉卿≫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成为了神话。
九七年的邮市崩盘，让很多人告别了集邮。那些曾经代表财富的花纸片，一夜之间就变成了废纸，无人问津。
之后便是漫长的收藏空白期，直到对老银元开始感兴趣。我集邮的爱好也是受我祖母的影响，她从民国就开始收集钱币和邮票。八十年代钱币收藏好像影响很小，钱不够花，根本留不下来，老版人民币也没有从各种渠道流出，老银元也是要兑换给银行，私下里交易是有风险的。
说到和银元的渊源，就要提一下我的祖父。我祖父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抗战爆发前就职于上海中央造币厂，具体做什么职务以前不清楚。后来结识了中央造币厂雕模师周志钧老先生的嫡孙，旅美艺术家周光真先生，他帮我联系了上海造币厂博物馆的张耀群老师。
记忆中祖父讲过造币厂的事情有两件。造币厂的工资待遇在当时是很高的，周先生的祖父是雕模师，技正职务，每月可以拿到260块大洋，普通工人也可以拿到25块大洋的薪水，所以高薪养廉的意图明显。那时的保安手段既没有监控录像，也没有安检系统，那么靠什么防盗呢？除了搜查夹带，就靠门卫的一双肉眼。
门卫是佩枪的黑衣警察，眼光很毒。下班的时候站在门口，监视着涌出的人流，发现可疑的人，叫到一边，不配合就一记耳光扇过去，一块大洋从嘴里掉出来，人马上被抓走。最难得的是从来没有打错过。正是因为门卫的鹰眼和这份高薪的职业不值得冒险，才让造币厂生产秩序稳定。
还有一件事情就是造币厂成立后买来了印花机，那时是垂直印压，压力非常大，现在的资料显示达到160吨。试机的时候因为不懂，结果巨大的压力把印花机打进地里面。后来正式开工前又重新浇筑了地面，使其扛得起印花机压力。
现代造币改进了工艺，改为水平方向印花，不再是垂直打击，改进的结果是在任何楼层都可以生产，而不是按传统技术只能在一层工作。
民国二十一年船洋是上海中央造币厂正式投产的第一个品种，因为其容易引起的误会被回收。据我祖父讲，后来造币厂因为没有钱发工资，厂长就签字把封在库里的银元支付薪水，其中就包括停止发行的三鸟。
因为当时社会上三鸟已经成为部分人的收藏品，大概四块大头换一枚三鸟，所以工资里面领到的三鸟很多被保存起来，我祖母收藏的银元里，船洋只有二十一年的，且是原封包装，就是那一批从中央造币厂当工资发放流出来的。虽然具体流传出来的总数目不详，但是目前三鸟好品很多，恐怕和那次工资发放不无关系。
上世纪九十年代古玩城还有不少玩大头的币商，我曾经去逛的时候询过价，回答说带鸟的船洋70收，普通的船洋50收。看来这一行切漏是个传统的手法，一直保留到现在。很多家庭都有银元传世，年轻人尽量应该传承下去，而不是换点钱吃喝完事。可是如果都不转让，那收藏者就更买不到好品传世的银元。这就是一种矛盾，也注定老银元积藏之路与现代币相比，更要靠机缘和远见。
北京诚轩 2014年秋季拍卖会 机制币 民国二十三年孙中山像背帆船三鸟壹圆银币PCGS MS64 成交价RMB 2530
祖父母先后离开我差不多二十年了，至今看见他们留下的藏品，都有一种与他们交谈的感觉。可惜玩银元太晚，现在的很多问题无法向祖父求证。造币厂博物馆的张老师在给我的电话里，我能听出他对于找到老员工家属的期待，期待能获得更多的史料，因为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人已经太少了。
每一块银元，都有自己的故事，见证了中华民族那段波澜壮阔的苦难历史。收藏银元，不仅是品相价值，更是对历史记忆的保存。时代的变迁，因为有这些老物件的存在，永远不会将现在和历史割裂开来。
给父亲的生日礼物我父亲出生于民国二十三年，也就是船洋铸造的年代，而那时我祖父就在上海中央造币厂就职，祖父母对于这个最小的儿子是格外的疼爱。父亲的生日是农历八月十八，也就是钱塘江大潮的日子，所以这个日子很好记。我母亲的生日更容易记住，是每年的12月31日。现在有些年轻人记不住父母的生日，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父母生日都很有特色，所以容易记住。
抗战时期，父母都还是小孩子，都有过逃难的经历。我祖父随兵工厂先行入川，只剩下我祖母带着我父亲和姑姑逃难，辗转大半个中国才逃到重庆，一家人重聚。这一路颠沛流离，我祖母收藏的钱币也没有舍得花掉，保存完好。曾经有泉友想买我家留存的钱币，我说哪怕是一个铜板，那也是绝对不能卖的，希望朋友能够理解。
2011年的5月，在诚轩拍卖会上我看到一块23年船洋，原光五彩，背面有一张残旧的红纸，上面写着一个“绵”字。看见此币，我不觉眼前一亮，因为我父亲名字中就有一个绵字，祖父母也是这么称呼他。
而且船洋上的年份就是他出生的年份，船洋上的江水也暗合八月十八的江潮。船洋寓意一帆风顺，绵字又寓意福寿绵长，于是暗喜，原本打算送老人一件礼物，不知选点什么，这下完全是得来全不费工夫。
后来的举牌志在必得，因为是行情的最高点，价格贵得可以，最后到手超过五千块。在今天看来，这个价格有些离谱，但是因为这个寓意，实乃是天意，还是很值得的。
如今的银元，卸下了历史的重负，静静地躺在圆盒里，陪伴我们将那一份情感和沧桑流传下去。怡然收藏，是一种福气。
附录：历经磨难的民国上海造币厂
(建设了13年，却仅仅使用了6年） 上海造币厂是民国9年（1920年）3月20日经北洋政府核准筹建的。当时上海金融界鉴于各省铸造的银圆，同面额银圆重量、成色不一，不能相互流通，再加洋厘涨落不定，在使用、计算、找补上极为困难。为立统一币制，建立本国币制信誉，集议呈文设立上海造币厂。
筹备处设在上海香港路 3 号，聘美国人赫维特为总技师，勘定小沙渡苏州河北岸（现厂址）为厂基，仿美国费城造币厂式样建造厂房，设计生产能力为日产银圆40万枚。建设资金由厂方直接向上海中华银团借款，政府以盐余作担保。基建按合同规定一年后竣工，由于工程超支很多，借款不足，再次向中华银团商借未成，债务无从偿还，北洋政府财政部遂于民国13年（1924年）8月下令裁撤筹备处。
民国16年（1927年），国民政府成立后，为铸造国币，统一币制，重新恢复筹建。民国 17 年（1927年）财政部通令各省造币厂停铸，集权财政部，将上币厂更名为中央造币厂，并成立监理委员会，负责清理上币厂在筹备期间之债务。
民国19年（1930年）债务清理完毕，厂房建造、设备安装和各项配套工程陆续竣工。民国21年（1932年）正值筹备开铸之际，上海爆发“一.二八”抗日战争，厂事又告停顿。
民国 “中央造币厂制”十两金条(重：315g)，面带孙像及古币布图图案，另钤“号码DB1582，成色991.0，重量10.035”字样，保存完好。此民国金条在中国嘉德2013秋季邮品钱币拍卖会“金银币”专场以25.3万元拍出。
]民国时期中央造币厂古布厂徽五两厂条一枚 北京诚轩2010年秋季拍卖会 成交价 12，3200元
“民国卅四年 中央造币厂铸”三两厂条一枚 2009年春季拍卖会 成交价: 56,000元
2006年秋季拍卖会收藏品 民国三十七年孙中山像布图中央造币厂製2.2市两金条 成交价22,000元
民国22年（1933年）国民政府颁布银本位币铸造条例，“废两改元”，于是3月l日正式开铸银圆，至民国24年（1935年）政府颁布辅币条例，改铸辅币。直至民国27年（1938 年）“八•一三”抗日战争爆发后停铸，生产了5年多时间。
抗战期间，厂址被日军侵占，用作械弹仓库，工厂被迫内迁。中央造币厂在重庆设立办事处，相继在武昌、成都、桂林、兰州、昆明设立分厂。由于物价飞涨，法币贬值，辅币成本超过面值，各分厂辅币生产不久即告停顿，均赖其它产品维持生计。
抗战胜利后，各地分厂先后结束。民国35年（1946年）3月10日接收上海中央造币厂，经两年筹划整修，于民国37年（1948年）10月10日恢复铸币。当时上海已临近解放，物价暴涨，货币贬值，造币生产处于半停工状态。
民国38年（1949年）5月5日，国民政府密令中央造币厂迁往台湾，遂于5月16日、5月18日将重要物资、档案运往台湾，主要技术员工亦随同去台湾。
民国时期中央造币厂孙中山像布图饰金原料重10市两、5市两、1市两、0.5市两厂条铜质样条各一枚
在解放前的29年中，工厂筹建13年，抗战内迁8年，复厂2年，前后仅断续生产6年，主要生产技术均依赖国外，进步缓慢，压印所用原模，由意大利人“乔奇”雕刻，印模由美国费城造币厂制造，纯镍辅币坯饼从奥地利、美国进口。
1949年5月2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金融处派军代表接管中央造币厂，更厂名为人民造币厂。同年8月，人民造币厂奉命结束，建立保管委员会，处理善后事宜。
上海造币厂大事记
民国9年（1920年）
2月，上海金融界呈文北洋政府财政部，提议在上海筹建造币厂，铸造新币，统一币制。 3月20日，币制局第205号指令，正式启用上海造币厂筹备处印章。于上海香港路3号成立筹备处，24日开始办公。 3月，财政部币制局第5号通令：奉大总统批准，筹建上海造币厂，派钟文耀为厂长，张德熏为会办。是年厂方向上海中华银团商借250万元，由银团代募国库券作开办基金。勘定厂址，位于沪西小沙渡苏州河对岸，占地65285平方米。聘请美国人赫维特为总技师，负责工程事宜。设计生产能力为日产银圆 40 万枚。通和洋行设计厂房。
民国10年（1921年）
9月5日，建厂工程开标，姚新记营造厂承建厂房，全厂建筑费为白银 443 752 两， 10月24日签订合同。机器设备由茂生洋行华昌公司负责订购。
民国11年（1922年）
是年钟文耀辞职，萨福懋继任厂长，继续办理筹建事宜。厂房工程陆续竣工，订购机器亦相继运到，但由于土建工程超预算甚多，加之借款实收不足，到沪机器设备无款交付，不能提取，筹建工作陷于停顿。民国13年（1924年）萨福懋辞职，罗鸿年继任厂长，与中华银团续商借款，未成。财政部以借款既未成立，债务无从清偿，厂内开支甚巨为由，下令裁撤筹备处行政机构，厂房、机器设备交上海银行公会暂行保管，文件交财政部保存。总技师赫维特亦以合同期满解约回国。罗鸿年辞职，朱有济继任厂长，继续与中华银团商洽借款，因条件未谈妥又告终止。
民国16年（1927年）国民政府财政部核准恢复上海造币厂筹备工作，委派唐寿民为厂长。
民国17年（1928年）1月，唐寿民辞职，郭标接任厂长，复聘前总技师赫维特回厂。11月1日，为统一币制，上海造币厂更名为中央造币厂。
民国 18 年（1929 年） 2月1日，成立中央造币厂监理委员会，负责旧债清理偿还、厂屋点收、机器提运安装等。
民国19 年（1930年）4 月17日，厂房建造、设备安装竣工，招待到厂参观的中外记者，并赠送落成竣工镀金纪念章1枚，正面为孙中山头像，背面为帆船。6月，债务清理完毕，监理委员会撤销。
1931年的中央造币厂（即今上海造币厂）
任财政部长宋子文(T.V.Soong)、永安公司创始人郭标(Kwok Bew)，以及从美国聘请的技术顾问克利福德•赫威特(Clifford Hewitt)的肖像
造币厂的生产车间原配备有三扇各重13吨的保险库门，分别安装在生银库(原料)、银条库(中转)和银元(成品)库。门重8吨，配有20根门栓和两套密码门锁。金银币生产的原料是贵金属，称量的精度要求比较高，原料、半成品、成品批量称重都由天平来完成，各工序间配备了不同规格的天平。右图所示万两天平即见左图右中，每次可称重300公斤，精度为0.01盎司(约0.3克)。
民国 21年（1932 年） 1月，郭标病缺，徐寄癫接任厂长。适值闸北战祸，厂事陷于停顿。7月，徐寄癫辞职，财政部长特命副厂长韦宪章部署开铸工作。郭承恩继任厂长。财政部派美籍总技师赫维特率同技师温宗禹、钟望荣、黄福祥 3 人赴美国费城造币厂考察。
民国22年（1933年）
3月1日，依政府颁布之银本位币铸造条例中央造币厂正式开铸银圆。开始铸造的银圆正面为孙中山像，版面为21年版，背面为一双帆船上有三鸟及船头有太阳，铸成后因舆论反应，背面三鸟及太阳有葬征日本及飞机之嫌而取消重作修正。
经修正后，正面为孙中山头像，背面为帜船，背面删去三鸟及太阳，并更改版面22年版，直径 40毫米（简称船洋），大量生产，每枚重26.6971克，含银88 %。
4月，郭承恩辞职，卢学溥继任厂长。美籍总技师赫维特解约回国，另聘美国造币专家葛莱德博士为技术顾问。在葛莱德到厂前由副厂长韦宪章代理总技师职务。
5月，财政部为审查中央造币厂铸造质量及厂务，聘请金融界知名人士 41 人，组成中央造币厂审查委员会。对所铸银圆、银条的成色和重量逐批抽查，经化验复核，确实符合法定公差，核准出具产品合格证书，凭此出厂，交中央银行发行。民国31年（1942年）1月，审查委员会奉命撤销。
民国 24 年（ 1935 年）下半年实行法币政策后，不再铸造并改印纸币。1933年至1935年共铸造解缴银圆14739.5万枚。注:有资料说其中三鳥币生产约226万枚，回收约220万枚，22年版4.640万枚，23年版9.874万枚。
11月，国民政府宣布实施法币政策，定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钞票为法币，原有银本位币禁止流通，厂条仍继续铸造，并颁布辅币条例，开始整顿辅币。
民国 25 年（ 1936 年）1月，逐步停止铸造银圆，按辅币条例铸造二十分、拾分、伍分3种镍分币，同时铸造一分、半分两种铜质辅币。其规格：二十分镍币，图案正面孙中山像，年号民国25年，背面布币图、面值，直径24毫米，重量6克，材质纯镍。拾分镍币，图案、年号、材质同二十分币，直21毫米，重量4.5克。伍分镍币，图案、年号、材质同二十分币，直径17毫米，重量3克。
民国二十五年孙中山像布图伍分、二十分镍币各一枚, 带A记
当时镍原料国内无生产条件，因此镍片、坯饼及部分成品均向美国和奥地利厂商订购，其成品背面古钱图案下有“A”字标记者即为奥制镍分币。部分镍饼向美国斯克威公司订购。坯饼来厂后由中央造币厂压印成镍分币。抗日战争期间，在武昌、成都、桂林、兰州、昆明等地相继设立分厂，继续生产镍分币。
民国 26年（ 1937 年）4月，陈行辞去厂长职务，席德柄任厂长。7月6日，向租界区租用栈地存放镍饼、镍币、电解铜及文卷簿册。8月13日，“八•一三”抗战爆发当日上午 10 时停止铸币。 8月14日，在上海古拔路（现富民路）设中央造币厂临时办事处，处理人员遣散，设备物料运往武昌。民国27年（1938年）5月，临时办事处改为运输保管组。8月，奉命派员赴武昌，接收前武昌造币厂的厂房机器设备。9月1日，成立武昌分厂。10月27日，中央造币厂厂区被侵华日军侵占。10月，由于抗战，交通受阻，设备物料无法运往内地，奉命在香港设立中央造币厂临时办事处，以便经香港运往内地。11月，奉财政部令，接收成都造币厂，成立成都分厂（1945年11月，分厂结束，改为保管处）。12月，中央造币厂798 名工人，除派赴武昌分厂330 工外，其余均遣散。
民国27年（1938 年）
3月，财政部令中央造币厂将一部分机器运往桂林。
4月，财政部在甘肃造币厂旧址筹设中央造币厂兰州分厂，派甘肃省财政厅长梁敬淳兼任分厂筹备主任。同年11月l日，兰州分厂正式成立。5 月，成立桂林分厂。香港临时办事处结束，改为运输采办组。另在汉口设立中央造币厂办事处。8月，汉口办事处迁移重庆，设立中央造币厂重庆办事处。
民国28年（1939 年）
5月，财政部长孔祥熙指令中央造币厂，将重庆办事处移设昆明，仍在渝市酌留少数负责人承办重要公务。8月14日，为在沪筹铸铝质辅币，密令成都分厂技士董益谦雕刻原模一对。11月10日，奉财政部令，接收原云南铜币厂，改名昆明分厂。
民国29年（1940年）
1月29日中央银行和中央造币厂委托上海银行公会出面与在沪美商北极公司正式签订印铸铝质辅币合同。 2月24日，开铸铝质辅币。 3月 1日，中央造币厂昆明办事处迁移重庆。是年，政府公布修正辅币条例，减轻单枚分币重量，改变合金成份，铸造二十分、拾分、伍分3种铜锌镍合金分币，贰分、壹分两种铜锌合金分币，又加铸五十分铜锌镍合金分币。合金含镍的坯饼仍系国外厂商提供。铜币从原料到压印成品全过程均由中央造币厂自行解决。抗战初期，设在上海租界内的办事处还曾委托上海美商北极公司代铸伍分、壹分铝分币两种，以应当时市场急需。各分厂铸币时间很短，主要由于各地物价飞涨，铸币成本超过面值，市场对分币需要减少，经财政部核准，陆续停铸。
铜、铝分币规格为:壹分铜币图案正面国民党党徽，年号民国25年，背面布币图、面值。直径 26 毫米，重量6.5克，材质铜95 %，锌4 %，锡 1％。半分铜币图案、年号、材质同壹分币，直径 20毫米，重量3.5克。贰分铜币图同壹分币，年号民国29年，直径18.5毫米，重量2克，材质铜65 %，锌35% 。另外一种壹分铜币、图案、年号、材质同贰分币，直径15毫米，重量1.5克。拾分铜币图案正面孙中山像，年号民国29年，背面布币图面值、直径21毫米，重量3克，材质55 %，镍18%，锌 27％。伍分铜币图案、材质同拾分币，年号民国30年，直径17毫米，重量2克。伍拾分铜币（半圆）图案同拾分币，年号民国31年，直径28毫米，重量9 克，材质铜75%，镍18%，锌7％。二十分铜币图案，年号、材质同伍拾分币，直径24毫米，重量5克。伍分铝币图案正面面值，年号民国29年，背面布币图、直径20毫米，重量1.12克，材质纯铝。壹分铝币图案、年号、材质同伍分币，直径16毫米，重量0.66克。
中华民国29年分币
民国30年（1941年）
12月8日，中央造币厂上海运输保管组因太平洋战争爆发被迫停顿，民国31年（1942 年）6月结束。
民国 33 年（ 1944 年） 6月22日，席德柄辞职，乔晋梁接任厂长。
民国34年（1945年） 8月，乔晋梁辞职。 9月24日，中央造币厂由侵华日军移交给国民政府海军司令部接收（日军侵占期间为械弹仓库）。中央造币厂重庆办事处准备来沪办理接收事宜。 9月，韦宪章接任厂长。12月22日，财政部特派员指令中央造币厂接收员：中央造币厂被日军侵占的房屋仓库，现为海军司令部封存的，应请海军司令部将械弹迅速搬出，将所封存的房屋仓库交还给中央造币厂。
民国 35 年（1946 年） 3月10日，中央造币厂接收人员进驻厂内办公。 3月21日，重庆办事处第一批复厂工作人员 22 人离渝赴沪。4月9日，中央造币厂成立上海复厂筹备处，着手复厂事宜。 4 月下旬，完成熔铸杂银各项准备工作，第一批伪华兴银行 90 余万两杂银开始熔铸。 6 月1日，中央造币厂重庆办事处迁沪办公，中央造币厂正式复厂。10，月开始复工，经营副业，熔炼银、铜，轧制铜皮。
民国36年（1947 年） 2月10日，代中央银行熔铸99％成色10两金条。
4月，中央造币厂奉命接收沈阳造币厂，改厂名为中央造币厂沈阳保管处。民国37年（1948年）5月保管处人员撤回上海，所有厂房机器及一切公共事务，由辽安区税务局沈阳分局代管。
民国37年（1948年）10月10日，中央造币厂在沪恢复铸币生产，上午举行开工仪式，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和副总裁刘攻芸、陈行以及钱币司长王抚洲参加开工典礼。
民国38年（1949年）
4月25日，厂长韦宪章向财政部呈送摺呈，称上海市区已接近前线（解放战争），请示中央造币厂的去从事宜。4 月 27 日，又向部呈送摺呈，再次请示应变事宜。5月5日，财政部就中央造币厂4月25日、4月27 日摺呈核示厂迁台湾。
5月上旬，中共华东局决定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以陈毅为主任、粟裕为副主任；在军管会之下设立财经接管委员会，下辖财政、金融、敌产管理等15个处。（注：《接管上海》上卷，第50页。）5月16日，机件物资分海、陆两路发运。海运由民生实业公司民众轮和上海海关的灯塔舰承装去台湾。陆运部分机器被解放军截获，扣押在海南岛，由海口人民银行保管，于 1954年通知上海造币厂，厂派材料科员前往海南岛运回。 5月2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金融处（后改为中国人民银行华东发行分处）派军代表陈镇泰、王振扬等人接管中央造币厂, 改为人民造币厂。 6月7日，中共华东局决定复工铸币，利用接管时库存的原料和半成品，生产银圆（袁大头）11天，支援解放大西南。6月30日，韦宪章奉国民政府令，由广州飞往成都，筹备造币。7月底,中共军管会金融处接收黄金23731.251两、白银365802两、珠宝10件、银元3箱3143722枚、美钞164583.41元、英镑160镑2先令、港币42932元、其他外币237409084元、杂项硬币44911斤45343759枚、金圆券2199957987万元。接收的有价证券统计为：黄金22737.2两、银元1611220枚、美钞37449942.8元、英镑1082507镑、港币281155元、金圆券1353642万元、法币237万元、外币50万元。（注：物资清理委员会统计组：《上海市接收主要物资分类统计表》（1949年7月），上海市军管会档案，B1-1-1850）8月1日，国民政府在成都开铸银圆（船洋）。同月，上海人民政府奉命结束人民造币厂，成立保管委员会，安置员工和处理设备物资。1950年保管委员会撤销。12月8日，成都解放前夕，国民党停铸银圆（船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