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的日本可谓时运不济。
新冠病毒感染的扩大、东京奥运会推迟甚至可能被取消、因中美战略竞争加剧而导致日本的选边站队等，都是日本政府不得不应对的政治议程。
在此背景下，连续147天没有休息、日本宪政史上连续在任时间最长首相安倍晋三于8月28日宣布辞职。
尽管国内、国际各路媒体早先已对安倍本人的健康状况有所揣测，但消息一出仍一石激起千层浪——安倍的突然辞职为日本政坛留下太多的未知数和可能性：
谁将接替自民党总裁席位？
继任者面临怎样的挑战与压力？
后安倍时代的日本政治格局将发生怎样的变化？
日本将如何处理与中美两个大国之间的关系？
文 |丛琬晶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研究生
王广涛 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青年副研究员
来源瞭望智库（zhczyj）
安倍晋三表示，在新首相继任前他将继续承担首相职责，不设代理首相，也并未明示其个人对未来接班人的偏好。
此番发言被解读为安倍希望党内各候选人之间自由展开竞争与合作，保持派系力量相对稳定均衡，一定程度上也是为了回应长久以来针对其某种“政权私有化”倾向的批评。
结合日本媒体的分析以及当事人的发言，自民党前干事长石破茂、政调会长岸田文雄、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都有意竞选总裁，此外，防卫相河野太郎、前防卫相稻田朋美等人的动向也值得关注。
按照惯例，3年总裁任期届满后，由地方支部党员和国会议员共同投票决定新一任总裁。但自民党党章规定，如出现紧急事态，参众两院议员大会可以代替自民党大会进行总裁选举。
按照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的说法，今年9月的总裁选举就将省略地方党员和支持者投票，由自民党394名国会议员（394票）和47个都道府县各派3名代表（141票）参加，共计535张选票。紧急事态下的总裁选举受到派系斗争的牵制，很难反映出党员的意向，因此也被嘲讽为“密室政治”。
自民党前干事长石破茂在民意调查中曾多次超过安倍，被认为是下一任首相的最有力竞争者。但石破茂所领导的“水月会”在自民党内属于小派系（19人），加之石破本人曾有过不光彩的“脱党”经历，在党内基础并不牢固。前述情况下，在基层党员中拥有较高支持度的石破茂将受简化选举的影响而处于相对不利位置。
岸田文雄通过与安倍在总裁选举中的合作，一度被安倍视为总裁“继承人”，但是拥有总裁选举决定权的二阶俊博在政策主张上同岸田文雄差异较大，岸田很难获得二阶的支持。对此，安倍的意向成为关键。自民党最大派阀细田派也公开表示，已和安倍通电话，细田派在首相选举中将跟随安倍投票。
菅义伟是总裁选举“半路上杀出来的程咬金”。在此之前菅义伟一直否定本人会竞选总裁，直到8月30日才公开表示有意竞选，有舆论分析菅义伟是受到了二阶甚至安倍等自民党高层的游说才参加竞选。
这样一来就形成了“菅-石破-岸田”三足鼎立的格局。最终谁能够当选取决于自民党高层之间的协商和博弈，因为高层之间的合纵连横会很大程度上影响议员们的投票倾向，这对于三位候选人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与安倍参与选举时党内并无强有力的竞争对手情形不同，安倍辞职后的自民党总裁候选人竞争力旗鼓相当，也各有亮点和软肋。总裁换届选举也将带来内阁主要成员、首相辅佐官员的一系列变动。
自民党计划在9月14日选出新总裁，在此期间自民党高层的一举一动都有可能改变竞选的结果，并没有哪位候选人能够确信当选。
随之而来的重要问题是：下一个核心人物能否稳住政局。
日本首相权力一元化的新政治体制已经形成，作为执政党的自民党总裁权力与内阁首相权力得到双重强化。作为日本首相，安倍在连续多年执政中收获诸多政策成果，也积蓄了强大的政治影响力。
目前，日本政治、经济、安全政策已经成型，对于未来的新首相而言尽管在具体议题上可能会有差异，但不会有大的转向。
在政治领域，安倍提出的“俯瞰地球仪外交”“积极的和平主义”等概念已深入人心，相关政策也会得到继承和延续。
修宪一直是安倍晋三最渴望留下的政治遗产。受到疫情影响，日本国内支持修宪的声音大幅减弱，但这一话题永远不会销声匿迹，并将在合适的时机再次出现，成为政策讨论的焦点。
从短期来看，在日本安保领域，如何消解撤回陆基宙斯盾系统部署终止的负面影响、在最短时间内填充导弹防御体系的空缺，是当下亟需解决的难题。
《新版防卫大纲》即将出台，其主旨要解决三个问题，即导弹防御问题、经济安全问题和后疫情时代的安全环境。
8月，安倍首相在国会临时会议后接受记者采访时留下“为确保遏制力，提出新对策是必要”的发言后转身离去，自民党政治夙愿的实现交到了下一代继承人的手上。日本要在短时间内得出一个相对妥当且能够真正提高自身导弹防卫能力的替代方案实属不易。
伴随着自民党总裁选举，确定于9月末国家安全保障会议上提出正式替代方案的日期也日益临近。安倍晋三对日本的安全保障战略产生了重要影响，而继任首相将在多大程度上跟随或背离安倍既定策略，是否会在事实上突破“专守防卫”原则产生日本安保战略的根本性改革，诸多关键问题都打上了问号。
在经济领域，第三支箭成为难题。
尽管不少人调侃新冠肺炎疫情使安倍经济学的成果荡然无存，但必须肯定，安倍经济学“三支箭”中宽松的货币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支撑了过去几年内日本的经济复苏和股市上涨，这也是安倍能够连续执政的关键。
然而，超宽松货币政策已使日本2020年度财政赤字高达67万亿日元。而第三支箭——“通过结构性改革的经济增长战略”也没有取得根本性的突破，成为遗留难题。
值得注意的是，安倍在推进区域、跨区域合作中的努力可圈可点。美国退出后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更名为“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与“日本与欧盟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相继落地，日美贸易谈判也取得一定进展。2019年，日本首次担当“二十国集团”（G20）主席国。安倍政府手中高举的“自由贸易战略旗帜”也移交到下一任手中。
安倍辞职的时机选择耐人寻味。
身体原因固然是主要因素，但新冠肺炎疫情应对不力引发的内阁支持率下降也是不可忽视的原因。
从最初“钻石公主号”处置失当遭受国际社会广泛诟病，到被国民吐槽几乎成了摆设的“安倍口罩”，再到效果平平的“去旅行”（GO TO Travel）政策。最重要的是，首都东京疫情反复，日本国民对东京奥运会的犹疑也与日俱增。安倍此时身退也是希望能最大限度减少政治损失。
对安倍而言，急流勇退未尝不是一件幸事。带着璀璨的政绩华丽谢幕只是无数政治家的美好愿望而已。安倍晋三比其外祖父岸信介做得稍差一点，以身体原因离开换来党内以及民众的同情，实是明智之举。
新冠肺炎疫情使本就低迷的日本经济雪上加霜，能否走出疫情的阴霾是考验继任者执政能力的试金石。自2019年年底消费税上调至10%以来，个人消费已连续三个季度负增长，降幅甚至超过“百年一遇”的雷曼危机。
日本2020年4至6月的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季度减少7.8%，创下战后最大降幅。
日本综合研究所估计，2020年的经济增长率将出现4.6%的负增长。对于疫情后日本能否实现“U”型经济回复，还是进入“L”型的长期经济低迷甚至爆发金融危机，经济界有不同的设想，但总体而言市场的预期相当悲观。
年内，“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能否最终签署，日本—英国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能否顺利达成直接关系到自民党能否交出一份还算差强人意的经济答卷。今后，疫情的动向直接关系日本经济活动的恢复，无论首相是谁，未来日本的经济表现都是一个问号。
外交方面，正如安倍晋三在记者会中的表态，在“与俄罗斯签订和平条约、修改宪法、朝鲜绑架日本人质”这三个政治课题没有得到解决的情况下就辞职，“心情悔恨至极”。
虽然安倍“俯瞰地球仪”也取得了不错的外交成果，但是在其任内作为重点课题的日俄和约问题、朝鲜绑架日本人质问题都没有得到妥善解决。安倍既然在记者见面会上提及，自然也有将这些政治课题交给继承人来攻克的意思。
美国始终是日本政局变动背后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
可以看到，日美同盟的强化程度与日本首相任期长短呈现一定程度的正相关。2020年是日美安保条约签署60周年，日美同盟出现合作拓展与转型挑战的双重趋势。
安倍拟于8月31日与特朗普举行电话会谈，强调新政权上台后将继续寻求深化日美同盟关系。日本在日美同盟中的自主性不断攀升，日美同盟日益深化，两者并行不悖。
安倍在任期内为国家利益放下身段，可谓“忍辱负重”，与特朗普本人建立了较为亲密的个人关系。安倍晋三辞职消息一出，各国政府纷纷对安倍本人的健康状况表示关注。
然而，特朗普在完成一系列大选事项后才送上了慰问。这份姗姗来迟的“关心”显示了特朗普与安倍之间充满现实主义色彩的“塑料情谊”，也间接体现了美国国内“选举压倒一切”的政治本质。日美同盟目前只是美国政治议程中的次要事项。
特朗普轻视同盟作用而要求盟友加大防务费用分摊，如若特朗普连任，继续从盟友身上搜刮脂膏的做法不会改变。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在《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的《为什么美国必须再次领导世界》中系统全面地阐述了其对外政策。
拜登认为，特朗普政府的外交行为严重破坏了美国的信誉，挫伤了美国的全球领导力。巩固美国的全球同盟、捍卫自由民主价值观将是其上任后的首要任务。因此，拜登上任后的对日政策大概率会回归奥巴马政府时期的亚太路线。
无论美国与日本的选举结果如何，日美同盟逐渐深化成为必然选项。美国大选日期日益临近，美国国内政治暗流涌动，对日本存在一定的战略忽视。但是，自民党总裁选举对美国而言也是个“大是大非”的问题，美国当然希望继任的总裁继续贯彻亲美路线，当然在必要的时候也会给总裁选举“下菜单”。
《日本时代周报》称，自民党内部的保守派正面临清算，对华鹰派人士的占比越来越大，对华温和派正在败给强硬派，而后者正在推动日本政府对北京施压。
“后安倍时代”的政治接力赛也已经拉开帷幕，在接下来的自民党总裁选举，包括明年的众议院选举中，对华政策都将是讨论的重点。自民党内部的合纵连横及其带来的对华态度变迁也很大程度上服务于选举这一政治目标。
日本的国家利益始终是其领导人对华态度的根本出发点。例如，河野太郎在担任日本外相期间被认为是对华温和派，但作为防卫相，河野在南海问题上不断挑衅，并表示日本将成为“五眼联盟”的“第六只眼”。种种发言使其在中国的好感度大幅下降。
岸田文雄所属的“宏池会”诞生过大平正芳、宫泽喜一等在推进中日关系中发挥过关键作用的领导人，前任会长谷垣祯一也对中国态度积极，因此岸田派也被认为是自民党内的亲中一派。
然而，在党内讨论是否要中止习近平访日这一问题上，岸田对中国的态度也变得强硬，他在记者会上表示，“很多人对中国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声音，国民的声音也必须要好好考虑。”
自民党内高层领导人的对华态度嬗变更多出于战术层面的考虑，日本对华政策将始终服务于日本整体外交的战略布局。
在对华战略焦虑充斥政学媒各界的背景下，下一个阶段，自民党内主要干部或许会出于选举考虑采取对华强硬态度。在接下来的半年内，日本可能会继续在钓鱼岛问题上挑起事端，与美国等西方国家打压中国高科技产业。
在中美竞争升级的背景下，日本有向美国靠拢之势也在理性预期之内，中国应做好相应的心理准备。但如果不是迫不得已，日本不会轻易放弃走“中间路线”，而是在根本价值和原则立场方面与欧美保持一致的同时，加强与东亚各国的合作，与相关国家广泛构筑包容性的制度框架，将中国吸纳进地区规则的约束之中，实现制度内的竞争与协调。
接下来，日本如何平衡与中美两个大国之间的关系，也考验着日本政治家，特别是下一届领导人的外交韧性和政治智慧。
无论对中国还是对日本，坚定推动中日关系持续健康发展才是历史的正道。中日关系从2012年的低谷重新回到今天的状态来之不易，我们希望看到的是对华政策具有继承性和连续性的稳定政权，这样才能更好地发展中日关系，并为东亚乃至国际秩序的和平与稳定做出贡献。
栏目主编：顾万全 文字编辑：宋彦霖 题图来源：新华社 图片编辑：雍凯
来源：作者：瞭望智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