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根据蒙代尔-弗莱明模型，以核心国非常规货币政策引发的全球金融周期扩张为例，分析其对一国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根据IMF的划分，美日欧等主要核心国采取的是浮动汇率制，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往往未实现汇率的自由浮动。并且核心国的资本可自由流动，多数新兴国资本为不完全流动。
从收入吸收效应来看，当美国实施扩张性货币政策引导全球金融周期扩张时，由于短期价格黏性，货币供应量增加带动其自身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会带来实际利率的下降而提升了美国国内消费和投资的能力，因此国内产品需求及进口需求均会增加，从而向中国产生流动性溢出效应，带来资本流入与国际收支顺差，并带动其货币升值与产出增加。即美国货币政策带动全球金融周期扩张→美国流动性增加及利率下降→美国产品需求与进口需求↑→中国国际收支顺差与产出↑。
从支出转移效应来看，当核心国比如美国国内利率降低带来了币值下跌，就会减少其进口需求，从而新兴国家中国经常账户余额减少，且对其产出与就业有一定的负面作用。即，美国货币政策带动全球金融周期扩张→美国利率下降货币贬值→对中国的进口需求↓→中国国际收支及产出与就业↓。由此可见，基于收入吸收效应和支出转移效应的分析结果恰好相反，最终的影响结果与二者效应的大小相关。
跨境资本流动作为开放宏观经济问题的热点一直被广泛关注，学者们已经对跨境资本流动的驱动因素进行深入讨论，有学者在此基础上总结提出了研究资本流动驱动因素的推理-拉力分析框架。至此，推拉框架成为分析跨境资本流动影响因素的主流方法，本文将对其进行介绍。
随着新兴经济体的崛起，资本流动的复杂性与双向波动性更为显著，国内外经济金融市场的博弈与交互作用开始在资本流动中显现。有学者对美国和拉美国家经济变量的主成分分析结果显示出高度的各国市场同步性，并强调了一国的外部因素对资本流动的影响。因此，学者们意识到不能仅从单一国内角度分析跨境资本流动的驱动因素。
有学者将一国内外部经济金融变量划分为推力因素与拉力因素，分析其对发展中国家跨境资本流动的联合影响，据此推拉框架应运而生。在跨境资本流动的推拉分析框架中，所谓推力因素即国际因素，拉力因素则为国内因素。有学者认为资本流入分别由国家层面因素和项目层面因素驱动，同时假定其受到资产交易影响。
本文基于此进一步结合推力因素与拉力因素，构建起跨境资本流动的推拉框架，在推力因素方面，学者们大多认为，全球性因素是重要的推力因素，如核心国货币政策、美元指数及VIX指数，它们都与全球金融周期息息相关。随着全球金融周期受到广泛关注，其作为推力因素的证据日益丰富。
一方面，根据Rey的理论，核心国货币政策直接引导了全球金融周期，各国跨境资本流动也在全球金融周期的影响下形成全球市场的联动。另一方面，美元周期与VIX指数是公认的全球金融周期的衡量指标，甚至很多学者并不对三者加以区分。由此可知，全球金融周期可以被视为主要的推力因素。
在拉力因素方面，研究表明，国内的宏观政策、金融资产价格及收益率与国内宏观经济状况等方面是重要的影响跨境资本流动的拉力因素。本文将根据安辉等的分析框架，从货币政策与货币供给、信贷政策与信贷供给、金融市场与资产价格、经济环境与其他宏观经济指标四个方面对拉力因素进行整理与丰富。
基于上述分析，本小节将基于推拉框架，阐明作为推力因素的全球金融周期对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机理，同时兼顾拉力因素进行分析，以此作为本文的实证变量选取依据。全球金融周期已被多角度证实为重要的全球性因素，即推力因素。本文从两个方面梳理了全球金融周期对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机理。
其一，基于资产组合作用理论的影响机理。全球金融周期对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可以基于资产组合作用理论展开。资产组合作用理论认为投资者是重视系统性风险的。
因此，国内外投资的风险水平变化会引发跨境资本流动。根据资产组合理论，投资者会将资产分散投资到多国市场中进行资产配置，以实现风险的分散和稳定的收益，从而实现资本的跨境流动。全球金融周期对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亦是如此，大量文献表明，虽然全球金融周期不可观测，但可以用VIX指数直接衡量，而VIX指数代表着全球市场的恐慌情绪。
全球金融周期下行时，伴随着全球恐慌情绪增加，投资者会出于避险的动机重新权衡资产的风险与收益，并进行资产的重新配置转而持有更具有避险作用的资产，因此新兴经济体的资本流入会大大减少，反之随着全球金融周期上行，新兴经济体资本流入会有所增加。全球金融周期往往起因于核心国家货币政策转化，上行的全球金融周期往往伴随着核心国QE政策的出台和政府对中长期债券的大量购买。
而政府购买会挤出私人投资，因此，私人投资者减少其对投资组合的持有量，金融资产组合的有效供给减少，价格上升，进而导致核心国资产收益率相对低于外围新兴经济体，资本的逐利性推动大量资本流向新兴国家。
即，非常规货币政策带动全球金融周期扩张→核心国购买本国国债→核心国资产收益↓→对新兴国家资产需求↑→新兴国家资本流入↑。根据资产组合作用理论及CAPM模型，核心国购买本国国债，投资者会通过配置其他国家类似风险的资产来调节资产结构，从而通过资产组合再平衡压低新兴国资产收益率，进而导致通货膨胀率增加与产出下降，资本也会面临外流压力。
其二，基于凯恩斯的流动性偏好理论的影响机理。流动性偏好理论提出，投资者会基于对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调整投资行为。全球金融周期可以改变全球金融市场投资者的信心，使其产生对经济金融环境的预期，并通过改变其投资决策而影响国际资本流动。但全球金融周期基于改变投资者的信心与预期而对跨境资本流动造成的影响并不单一。
一方面，核心国非常规货币政策引领的扩张的全球金融周期可以缓解全球流动性压力，起到降低全球市场风险溢价的救市作用。充足的流动性会缓和全球尤其是新兴经济体投资者的风险规避情绪和恐慌心理，产生经济持续向好与本币相对升值的预期。此时，市场上的投资者对未来的不确定性会降低，愿意使用更多的资金配置本国资产，从而带动跨境资本的流入。
另一方面，全球金融周期的扩张与极其宽松的货币政策相关，而长期的低利率导致的通货膨胀与汇率贬值加剧了新兴经济体投资者的避险情绪，资金大量流出寻求美国国债等更为安全的资产，因此新兴经济体资本流出，这对于中国也是一样。综上，全球金融周期扩张→投资者预期发生改变→投资者改变投资决策→对新兴国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不确定。货币政策与货币供给对资本流动的影响机理。
凯恩斯学派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指出，一国货币政策需要通过利率变化传导到经济及金融市场，即利率是货币政策传导的核心变量。因此可以从利率的角度分析国内货币政策对资本流动的影响。经典的理论是利率决定理论，该理论又称为利率决定作用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