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初夏，位于布鲁塞尔的欧盟总部沉浸在一股夏休之前的轻松气氛之中，面对席卷美国的次贷危机，欧盟国家并未受到太多波及，欧元兑美元日趋坚挺一度逼近1:1.6的历史最高纪录，欧盟工作人员频频用自豪的口气谈起即将到来的欧洲货币联盟(EMU)10周年和强势欧元，对即将在9月发生的一切一无所知。
彼时的欧盟经济和货币事务委员会发言人托雷斯对第一财经记者说的一番话，在十年后的今年依旧令人记忆犹新。她说，欧元如此强势，是因为欧盟不存在严重的经济失衡，2007年欧元区的平均预算赤字率为0.6%，几乎可称总体上达到了平衡，是10年内最好的结果了。
十年后，在历史洪流中重新审视这番话，不由得令人感叹命运为欧盟暗中标好了价格：为了加入欧盟，希腊不惜数据造假，将接近10%的债务率直接降到1%以下，这一丑闻在随后的欧债危机中引爆，且直接催生了横扫欧洲的极右翼回潮。
欧洲人常说，欧盟并不会在危机中消亡，恰恰总在危机中成长。然在十年的时间中，欧盟虽然建立了银行业联盟，但并未彻底结束银行危机与主权债务危机之间的恶性循环。令人担忧的是，根据欧洲银行管理局最新数据，各欧洲银行不良贷款（NPL）达8130亿欧元之巨，而欧盟内的南欧和北欧两派，在究竟如何设计欧洲存款保险计划（EDIS）路线图上仍无法达成一致。
当欧盟改革的窗口期正慢慢关闭之时，欧盟是否可以在下一次危机到来之前为全体欧元国家构建紧密的防护网，避免重蹈覆辙呢？
主要问题银行仍在南欧
柏林自由大学客座教授史世伟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欧元区的主权债务危机也是银行业危机，譬如意大利等国家在危机中曾强迫意大利本国银行购买国债，然由于国债延期还款，公债成为了银行的坏账。
诚然，10年前雷曼兄弟公司倒闭事件引发了金融体系中更大范围的挤兑，导致了系统性危机的爆发。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统计，总共有24个国家深受银行业危机之害，且其中多数国家的经济活动至今仍未回归正轨。
IMF总裁拉加德在其最近的一篇文章中总结道：“欧洲各家银行成为了美国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的主要买家。与此同时，随着借款成本的下降，引入欧元之举导致大量资本流向外围。银行为此类资本流动提供了核心资金，这是产生金融波及效应的另一个渠道。”
然而，由于之前欧洲金融机构买了太多的美国金融衍生品，金融危机使这些欧洲银行的资产严重缩水，欧洲各国政府被迫出手救市，2008年~2011年期间，大约付出了4.5万亿欧元，这相当于欧盟国内生产总值（GDP）的37%，然代价是欧洲各国政府的政府赤字以及国家债务飙升，在变相将私人银行国有化之后，原本的“私债”变成了“公债”，并触发了欧洲主权债务危机，这样的公债又通过前述强迫银行购买的方式，最终成为银行的不良贷款（NPL），更令人感到糟糕的是，欧元区银行之间互相持有对方的国债。据统计，在2012年，欧洲银行的不良贷款超过1万亿欧元。
2018年，欧洲银行的不良贷款规模依然在千亿欧元，且仍有可能拖累全欧银行系统。具体而言，主要问题银行仍在南欧，其中主要为希腊、塞浦路斯、意大利和葡萄牙的银行，希腊各银行中44.9%的贷款出现问题，在塞浦路斯这个比例为38.9%，而在意大利，不良贷款总额达1867亿欧元，其中一半无资金保障。相比之下，德国的不良贷款率比例为1.9%，总额为496亿欧元。
史世伟表示，德国的融资成本低，政府也不会强迫银行购买国债，不过包括德意志银行和商业银行在内的德国银行现在在运营方面也出现了一些问题。
然而，也正是南欧国家的巨额不良贷款，令德国和北欧国家对完成银行业联盟中重要的一环——欧洲存款保险计划心生顾忌。德国自民党金融事务专家舍夫勒（Frank Schäffler）说：“危机国家的银行和政府没有完成自己的家庭作业。"
银行业联盟支柱“三缺一”
出于上述忧虑，2012年就着手进行建立的欧洲银行业联盟直到今天也没有全部完成。
布勒哲尔（Bruegel）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维纶(Nicolas Veron)在报告《2007年以来欧盟的金融服务》中吐槽，当美国在9月发生了雷曼兄弟倒闭和对AIG的救援之时，欧盟领导人们在应对方面“毫无头绪，措手不及”。在2012年之前，欧盟领导人批评美国，并将危机归结为外部冲击更具有吸引力，然而他们却不能冷静地反思自己的银行业本土风险。
实际上，早在金融危机之前，就存在着将金融业政策的主要监管工具从欧盟成员国国家层面转移到欧盟层面的呼声，维纶指出，这一监管漏洞是由IMF的工作人员发现的，但长期被欧盟忽视。
2012年3月，当希腊主权债务危机令欧洲主权债务和银行之间的恶性循环越来越明显之时，欧盟各国领导人才终于意识到建立对全欧元区银行监管的重要性。
欧洲银行业联盟具有三大支柱：单一监管机制（SSM）、单一清算机制(SRM)和欧洲存款保险计划（EDIS），其中单一监管机制主要针对大型银行，监管权归欧洲央行。在单一清算机制方面则建立了规模在550亿欧元的清算基金，提供了集中处理大型银行问题的办法，不过考虑到欧洲大银行的负债均在几千亿欧元，一旦真的出现挤兑现象，这一单一清算基金的规模并不能稳定市场信心。
不过总体来说，目前，前两个支柱的工作基本上实现。史世伟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指出：“最棘手的是欧洲存款保险计划，因为是涉及到钱的。”
简单而言，欧洲存款保险计划的建立可以在银行破产或重组时，保护欧元区储户的利益，然而一方面由于欧盟各国在存款保险制度安排方面差异较大，另一方面以德国为首的北部欧洲国家并不愿意成为南欧国家的“提款机”，该计划的推进十分缓慢，2015年，欧盟方面曾提出拟从2017年起在7年内逐渐将各成员国独立的存款保险机制转变成欧洲共同存款保险制度，然目前已经到了2018年秋季，该计划依然没有头绪。
拉加德多次敦促，欧洲存款保险计划的进展需要提速，在她看来，许多银行仍然疲弱，且在如何处置、尤其是跨境处置濒临破产的银行方面，至今仍然没有取得足够进展。
IMF第一副总裁大卫•利普顿则说得更犀利一些。他指出，欧洲尚未完成银行业联盟的有关工作，也未完全协调好各国的金融监管与实践，因而面临着信任被进一步侵蚀的风险。
从好的方面看，进一步推进欧洲一体化可能会重建信任；难点则是在降低风险的同时要建立起风险分担的要素，除非能够在二者间实现适当平衡。利普顿说：“否则，如果某些国家的公民认为自己是付款方、其他人是收款方，那么信任就可能难以维系。”
事实上，以德国为代表的北部欧洲国家一直担心，通过欧洲存款保险计划，没有“完成自己家庭作业”的南欧各国将再次自我放飞，而北部欧洲国家的纳税人们则不得不在危机中为南欧国家脆弱的银行系统买单。此前，德国议院甚至还通过了敦促德国政府不接受欧洲存款保险计划的议案。
奥地利“混合提案”惹到德国
史世伟认为，目前建立欧洲银行业联盟的目标和大方向没有问题，但是具体谈判中，在资金和步伐快慢上，南欧和北部欧洲国家意见并不一致，南欧比较积极，北部欧洲国家则不怎么积极。他说：“其中德国抱着谨慎的态度，前一段反对比较激烈的是芬兰，但现在芬兰表示原则上也愿意参加。”
南欧国家大幅降低不良贷款规模，仍是以德国为首的北部欧洲国家的主要诉求。作为2018年下半年的欧盟轮值主席国，奥地利提出了“混合式”的欧洲共同存款保险计划（EDIS）建议。
简单而言，若一个欧洲银行破产，需要首先拿出其国家预算的0.4%来进行支付，若在不够的情况下，则需要欧洲共同存款保险计划（EDIS）进行支付，而若该计划的资金仍然不够，则其他欧洲国家的存款保险基金可以借钱给该破产银行。
不过由于奥地利的这一计划并没有对如何处置不良贷款作出更多说明，德国和一些北部欧洲国家的国内政党对此并不满意。
德国《商报》在文章中指出，奥地利的该提议多少惹到了德国，目前的德国联合政府一方面要在财政融合方面，让法国和其他欧盟国家感到高兴，同时又不能触怒国内持谨慎态度的反对党，而德国国内的反对党认为意大利和希腊等国的金融纪律松弛，反对把德国纳税人的钱花在他们身上。
为此，德国希望在接纳欧洲共同存款保险计划（EDIS）之前，可以先厘清两个问题，即银行持“公债”的坏账问题，以及该银行应为这些政府债券留出资金。然意大利对此强烈反对，担心这会大幅增加其借贷成本。
好消息是，目前德国终于不再激烈反对欧洲共同存款保险计划（EDIS）。在朔伊布勒还是德国财长的时代，德国曾猛烈抨击该计划，并提出这一计划不仅威胁欧洲央行独立性，还可能违反欧盟条约，而德国新财长肖尔茨则在本月11日表示，欧洲银行业联盟的重要步伐将在今年迈出，按照欧盟的日程表，这个节点大概率将发生在今年12月的欧盟峰会上。
12月会出现一个时间表。史世伟表示，各方原则上达成了共识，关键问题是，是要快还是要慢。
欧洲一体化研究者、功能主义理论的奠基人之一，美国政治科学家哈斯(Ernst Haas)曾提出一段著名理论：在一体化的进程中，存在着学习、溢出和效忠转移三个阶段，最终这将促成超国家机构的出现。而最难以克服的，就是效忠转移这一关。
时光回到2008年的初夏，彼时油价飙升导致捕鱼成本高涨，到访欧盟总部的第一财经记者正好看到了来自法国、西班牙、葡萄牙的渔民团体向欧盟办公楼射箭抗议的景象，他们留下一地玻璃碎片后，迅速钻入地铁消失，就如同没有出现过一样。
彼时，负责接待的欧盟有关负责人则说了一句自嘲的话：“我们欧洲人抗议的时候效率很高，心也蛮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