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制盐
在农业中国时代，盐铁二宗是最重要的民生物资，也是政府借以获取重要财政收入的来源。汉武帝时代的“盐铁官营”政策开创了政府攫取这一领域利源之先河，为后世专制帝国政府效仿。“盐铁官营”政策的设计者是汉武帝时代国家主义经济政策主导者桑弘羊，司马迁称赞其人“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孙中山也称桑弘羊“行均输、平准之法，尽笼天下之货，卖贵买贱，以均民用，而利国家，率收国饶民足之效”。
汉武帝时代创制的盐铁官营、均输平准以及洒榷政策，后世王朝基本沿袭，足见国家主义经济政策的诱惑。正如苏轼在《司马迁二大罪》中所言，“自汉以来，学者耻言商鞅、桑弘羊，而世主独甘心焉，皆阳讳其名而阴用其实，甚者则名实皆宗之。”
桑弘羊
当然，“盐铁官营”也并非绝对，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一政策时兴时废。总体而言，与兵器制造关系密切的铁器生产经营以官营为主，少量日用铁器允许有限私营；而与百姓日用密不可分的食盐生产销售则多数时候则是允许民间私营，当然在政府财政匮乏时期，也曾恢复过食盐政府控制的制度。
隋初一统之初，政府为了恢复经济，开放了盐业生产销售的禁令。从隋初开皇三年（583年），至于唐肃宗乾元元年（758年），在长达170多年的时间里，隋唐政府在事实上都是放开盐禁的，甚至在某些时候并不征收盐税的。
隋文帝
隋唐帝国宽松的盐税政策，并不说明政府对民间社会有多体恤，只不过是因为常规财源足以支撑政府运转。但是，唐中期以后，随着政府财政开支的扩张，桑弘羊旧法又开始出现于官方政策议论之中。
最为典型的就是开元年间左拾遗刘彤向玄宗皇帝上的《请检校海内盐铁表》，这个奏表，援引历史上汉武帝时代桑弘羊的国家主义财政政策，建议唐廷对盐铁及山林资源进行全方位的国家垄断经营，达到拓展利源的财政目的。
在国家主义的财政政策文本表述中，政府对于经济利益的攫取往往会表现成对于贫富的调整，似乎国家是站在贫民阶层立场的，在刘彤的奏表中，盐铁政府经营就有了道德的正义性：
夫煮海为盐。采山铸钱。伐木为室。丰余之辈也。寒而无衣。饥而无食。佣赁自资者。穷苦之流也。若能收山海厚利。夺丰余之人。蠲调敛重徭。免穷苦之子。所谓损有余而益不足，帝王之道，可不谓然乎！
唐玄宗
所谓的“损有余而益不足”，其实不过是为了掩盖国家对于巨额经济利益的攫取欲望。刘彤之议得到了玄宗皇帝和朝中诸公的赞同，但缘于种种原因，最终并未成为唐廷实际政策。日后安史之乱带来的全面政治和经济的危机，促使唐朝政府对于盐铁产业的控制。
提及颜真卿，很多人都会想起他的书法和忠贞，然而他也是唐代盐铁转为官营的第一人。在安史之乱中，身为河北招讨使的颜真卿为了解决军费问题，在其控制区域实行盐铁专营，“以钱收景城郡盐，沿河置场，令诸郡略定一价，节级相输，军用遂赡”。
颜真卿
乾元元年（759年），盐铁转运使第五琦奏请肃宗“创立盐法，就山海井灶收榷其盐，官置吏出粜。其旧业户并浮人，愿为业者，免其杂徭，隶盐铁使，盗煮私市罪有差。百姓除租庸外，无得横赋，人不益税而上用以饶”。
第五琦的建议得到采纳，这个方案是唐朝盐业政策根本性的转捩点。从此之后，魏晋以来相对宽松的盐业政策走向终结，汉武帝时代国家主义全面管制重新恢复。事实上，较之桑弘羊，第五琦的方案更为严密，桑弘羊的盐业政策是“愿募民自给费，因县官器，煮盐予用”，只是控制了收购与销售。第五琦的食盐官营则完全垄断了生产和销售，官方的盐铁使完全控制了盐户的生产，是一种更为全方位的国家主义经济政策。
唐代货币
食盐官营之后，带来的不仅是政府财政收入的增加，而且导致了市场盐价的暴涨。据《新唐书·食货志》记载，“乾元元年，盐铁铸钱使第五琦······为诸州榷盐铁使，尽榷天下盐，斗加时价百钱而出之，为钱一百一十。”从生产端到市场百姓购买，盐价涨了十倍，而利润则为唐朝政府攫取。
第五琦的办法是“官产官销”，这种模式之下，中央政府设有度支使和盐铁使，地方有盐监、盐场、巡院。庞大盐政管理机构的存在，导致了行政成本的虚耗，这种模式后来得到改革。
唐代宗广德元年（763年），刘晏出任盐铁使，开始对第五琦方案进行改革。刘晏对原有盐政机构进行精简，取消不产盐州县的盐官，仅在产盐的地方设置榷盐机构，由盐官负责收购亭户所产，就场专卖给商人，商人缴纳了包含生产税、流通税的盐价后，即可不受地域限制自行运销全国各地，即所谓“民制官收、商运商销”的模式。
刘晏
刘晏的办法较之于第五琦，盐政管理体系更为精炼，效能也更高，政府财政收入也大为增加。但是，这一办法导致了一个很大的负效应，就是依附于政府的盐商阶层从此出现。后世有人评价唐代榷盐制度，就认为刘晏的办法是“失於商徒操利权，州县不奉法，贾太重而吏太烦，布帛精粗不中数矣。”
刘晏办法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承售政府食盐的商人，榷盐商人专享着运输和销售环节的特权。盐商从政府手中批发食盐，进而进入市场销售，出于逐利需要，自然会肆意加价。在这个体制下，政府从盐户手中低价收购食盐，再高价卖给盐商，盐商则以更高的价格拿去市场出售。根据相关史料记载，政府对盐户的收购价是政府对盐专卖商出售价的1/8，利润率高达700%，而盐商在市场上的销售价更可以想见。
大清盐商的祖宗在唐朝
盐商与政府盐政机构关系密切，自然不是谁都能当的，他们对于政权的依附性极强，属于典型的体制内商人。唐代的盐商“不属州县属天子”，他们在中央政府羽翼的保护下迅速积累起巨额的社会财富。正如刘禹锡在《贾客词》中慨然叹道，“五方之贾，以财相雄，而盐贾尤炽。”
随着唐廷财政压力增大，政府榷税范围逐步向茶、酒等商品扩展，盐商模式迅速被复制，更多的依附性商人出现在唐朝的政治经济生活中，这些体制内商人有着一般商人所没有的特权，也是侵害普通商人和一般百姓利益的食利阶层。自此之后，盐商作为中国社会的一种特殊的特权商人一直存在下去，而其存在的制度土壤就是政府垄断经营食盐产业的经济体制。
